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鲁迅之文学翻译论_于洁

2007年第2期　

总第215期外语与外语教学

ForeignLanguagesandTheirTeaching2007,№2

Serial№215

从意识形态操纵角度看鲁迅之文学翻译论

于　洁

(怀化学院外语系,湖南怀化　418008)

　　摘　要:翻译是文化交流活动,它是不同文化语境的转换,并受制于文化之间的各种权力关系。中国传统翻译研究的标准是“忠实”,其主要侧重点是原著与译文之间的文本对比。本文分析操控论的渊源、发展及它对翻译研究的影响。并试图借鉴西方操控学派的研究视角对鲁迅的文学翻译理论及实践进行分析,揭示当时“意识形态”对鲁迅文学翻译之影响。

关键词:鲁迅;文学翻译;意识形态;翻译策略;操控

Abstract:Translationisakindofcultureexchange,atransferbetweendifferentculturalcontexts,anditisenslavedtothepowerrelationshipofthe

cultures.InChinesetraditionalstudies,“fidelity”isthehighestcriterion,whichfocusesmainlyonthecomparisonofsourcetextsandtargettexts.Thispa-pertriestoanalysetheorigin,developmentofManipulationTheoryanditsinfluenceontranslationstudies.Anditexploreshow,abovethecriterionoffi-delity,ideologyhasmanipulatedLuXun'stranslationpracticeandtheoriesofliteratureonthebasisofWesternManipulationSchooltheories.

KeyWords:LuXun;translationofliterature;ideology;translationstrategy;manipulation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6038(2007)02-0061-02

1.引言

最先把“操纵”(manipulation)观用于翻译理论研究的是英国当代翻译家赫马。赫马(1985:11)指出:“从目标文学的视点来看,所有的翻译都意味着为了某种目的对原文文本进行某种程度的操纵”。于是其观点被视为是翻译理论中的操纵学派的雏形。勒菲维尔在1992年出版的《翻译、重写和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比较系统地提出这个概念,并把翻译同权力、意识形态、赞助人和诗学结合起来研究。

鲁迅是中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文学翻译家。鲁迅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翻译理论和翻译思想,如柱擎天,建树了丰功伟绩,是中国译论的奠基人,也是傲然屹立于世界译坛的一面光辉的旗帜。本文以从意识形态操控角度来探讨当时意识形态对鲁迅文学翻译理论及其文学翻译实践的影响。

化形象。重写就是翻译过程中译者对文本的一种操纵行为。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改写(culturalrewriting),也是一种文化操纵(culturalmanipulation)。“改写”和“操纵”的观点揭示了译入语文化对于文学翻译的制约和利用的文化性质。而在翻译的过程中,译本会受到目标文化的诗学和意识形态规范的制约,译者需在此规范内进行操作。

意识形态对翻译实践的影响一直很受中西方翻译理论的重视。翻译是种操控,翻译暗含着为了某一目的对源语文本进行一定程度的操控。因而阿尔都塞(2001:2-4)指出,任何一种阅读都不可能是无辜的,而是戴着意识形态眼镜的某种活动,更何况是翻译呢?中国文学从20世纪开始就具有很强的政治色彩,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大多将文学作为政治改良和社会变革的手段。而作品的翻译自然会受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领域的影响,这体现在作者的翻译选材以及翻译技法上。作为文学家兼翻译家的周氏兄弟,翻译了不少俄国、波兰、匈牙利等一些被损害民族的文学作品,关注这些弱小民族文学所

2.意识形态操控与鲁迅文学翻译的选择

意识形态(ideology)这一概念最早产生于18世纪末,但最初它只是用于对宗教的现代批判,作为世界观和哲学思想的主体。此词本身源自于希腊文idea(观念)和logos(逻各斯),字面意思是观念逻各斯,即观念的学说。意识形态不仅包括政治的观念形态而且对翻译的操控力是强烈而持久的。语言是翻译的主要对象,而意识形态的建构往往离不开语言,因此,对社会的意识形态的操控必会引起对语言工作(主要指创作和翻译)的操控。

传统的翻译研究把原文作为参照,以“忠实、通顺”或“信、达、雅”作为翻译标准,以译文本身来评判其质量的优劣。译者必须忠实原文,而那些伪译、创译、伪作则完全被翻译的道学家们排斥在译学领域之外。

勒菲维尔(2004)认为翻译创作了原文、原作者、原文的文学及文作者简介:于洁(1963-),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收稿日期:2006-08-19(修改稿)

蕴涵的思想内涵。借用这些弱小国家作品的翻译,将“中国小说中所未有”的异域情调介绍进来,并试图激发国人的斗志来反抗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其译文集《域外小说集》则试图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融合(王克非,1996:12)。在当时译纯文学的小说名著较少,通俗文学较多;译西欧及美国小说较多,译东欧及日本小说较少。周氏兄弟的这部译文的出版特别纠正了这种偏向。这本小说的译文出版后,读者反响微小,主要因为这种缺乏情节和故事性的小说是20世纪小说叙事的新模式,周氏兄弟率先将这些在西方亦属先锋的短篇小说样式用“直译”介绍到中国,确实超越了中国读者的审美限度。毋庸置疑,“文学文本除了受官方话语的渗透,还受社会生活、时代导向的制约,它存在于各个角落,因此,也无时无刻不对文学形成一种影响力。但是,文学语言本身也存在着话语权力的问题,即在每一个文本中,都有作者自己一套能够运用并且具有自我指涉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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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性规则和系统”(梁鸿,2002:2)。而在翻译技巧上,因当时国情的需要,译者有时也会不惜歪曲原作,编造些原著中所没有的事件和情节,如鲁迅早期的译作《斯巴达之魂》。当时背景下的读者期待视野同样影响着鲁迅所译介的对象,他的文学翻译大致可分为小说和文艺理论:果戈理的《死魂灵》等俄苏小说以及东欧一些国家的小说和《艺术论》等与当时进步青年的价值趋同的文艺理论。这些读者是在“打倒文言文,提倡白话文”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知识青年,文学社团与刊物也多数是由这些新式读者支撑的。他们的思维中已认定了旧的语言结构必然要抛弃,但新的创作规范、语言范式尚未建立起来,因此,他们急于找到能帮助新的白话文迅速成熟起来的技巧。鲁迅通过逐句逐字的翻译,再现原文的句法、语气,以便为新文学的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榜样。这样做既是鲁迅客观的价值立场使然,更是读者的期待视野使然。勒菲维尔还指出,一方面,作为一定意识形态代言人,赞助人会利用话语权力对翻译过程进行直接干预,另一方面,熟知这一套意识形态价值参数的文学家和翻译家大多也会自觉地在被认为允许的范畴内,操纵他们有限的话语权力和诗学技巧。因此,文学家和翻译家在运用话语时,意识形态和诗学会同时在他们的意识中起作用,影响他们的创作或“改写”、“决定翻译家的策略”(Lefevere,2004)。译者在翻译中,“目的和意图决定于任务,译者可作必要的调整。如果能清楚地定出任务并有明确的意图,译者就可以得心应手地翻译,即是说,译者就会清楚地知道,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对原文做哪些改变”。(Vermeer,Hans,1989:184-187)

鲁迅的翻译活动始于日本,他当时的翻译选择必然会受日本国内文坛的翻译状况影响。个人的知识经验、兴趣爱好都使他选择了以科学小说为最初的翻译对象。但他并没有继续在科学小说翻译的道路上前行。弃医从文是他一生重要的转折点,在这之后,他开始从事于专门的文学翻译。当时他想用翻译促进他国民思想观念和国民文化的现代性。而新的文体和表现手法都需从外国文学作品中学习。“中国作家的新作,实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没有好处,其病根:一是对事物太不注意,二是还因为好遗产。对于后一层,可见翻译之不可缓。”(鲁迅,1981:237)鲁迅想通过翻译中引进西语的标点、词汇、句法和文法来推进汉语的现代化。翻译可以刷新一门语言,把一门语言从旧的形态带向新的形态。但是“翻译作品面世前后,得到什么评价和反响,就完全视当时主体文化的内部需求和规范而决定了”(孔惠怡,1999:11)。这正好迎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对文学等各方面的需求。以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为代表的这支新军,其中大多数既是译家又是作家,由译而文,译著并重,在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影响和领导之下,战斗在翻译与创作两条战线上,向一切腐朽、落后、反动的思想和文化进击,为新文学、新文化催生助产。(罗选民,2003:207)

语言、文化和社会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语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势必会反映社会发展的特征,并为社会发展服务。而翻译恰恰是对某一文化用另一种语言进行再现。语言和意识形态是紧密相连的,对意识形态操控必然引起对语言直接或间接的操控。在这两种意识形态斗争激烈的时期,其先进意识形态加大力度来促进社会总体意识形态的进步有着积极的作用。而在将一种异域文化所包含的不同于本土文化的观念引入时,译者必然会根据异域文化和本土文化的价值观,再决定自己的翻译策略:是归化还是异化;是直译还是意译。翻译不单单只是语言层次上的转换,它更是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影响。译者得主体性就是其对意识形态的超越性,也就是译者摆脱了强加在头上的权力话语的羁绊,走上了叛逆之路,最终实现自己的创造性和意图性。20世纪中国的文化翻译存在两种价值取向,一种是满足政治的需求,另一种是满足文学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但大多数情况,这两种取向是很难调和的。而那些不能符合当时意识形态的作品自然会受到抑制。从根本上讲,翻译就是输入异域文化的意识形态到本土文化意识形态。对于本土的价值体系而言,这是一种外来文化的渗透,它意味着破坏和颠覆,也意味着对本土文化的考验。强硬的上层建筑会运用自己的权力话语反过来抵御这股外来的破坏力,而鲁迅(1973:34)提倡“拿来主义”,“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应该取外来文化之精华,去其糟粕。翻译顺应上层意识形态就意味着它将成为精英文化的一部分。同时,翻译者从事的翻译实践也就带有强烈的上层意识形态的意愿。他们翻译中的伪译、创译、伪作都是合乎正道的并且是合法的。经郭沫若、茅盾、鲁迅等人的“创造性叛逆”式的翻译,其翻译成了批判旧传统、重新倡导一些新价值,超越了当时的中国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中国当时的命运不谋而合,通过译述和改译等手段,使译作实现了译者对意识形态反操纵的目的,同时也体现了译者的建构性和重构性。

阿尔都塞(2001)所倡导的提问方式的研究,以及福柯对知识型的分析,都恰好说明了翻译本身在理论产生内部就是一种政治行动,它与当前的权力关系之间存在着直接的关系。翻译领域自然也摆脱不了权力话语的限制(王治河,1999:157)。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根据自己的审美意识自由地选择翻译策略,直译或意译来转换原文的语言,而且可根据自己定位的审美态度,自由灵活处理原文的文化因素,何处用归化,何处用异化。而翻译是不可能在无各种因素影响下的“真空”里进行的。人们熟知的鲁迅对“异化”翻译方法的坚持以及和梁实秋的激烈论战,在当时显示出他们鲜明的意识形态分歧和对立,而且在今天可阐释为意识形态作用下所体现出的两种不同的翻译政治(王德威,2000:281)。即由梁实秋为头的一批人所推崇的“归化式”翻译方法(相对鲁迅而言,暂将梁的方式粗略地划为一类,事实上梁本人的某些译本也是比较“硬”的),其方式背后的不抵抗、全面翻译的翻译政治。而这个“归化”策略,其背后多少隐藏着一种假设,即西方可以通过翻译完全融入中国语言、中国文化体系之中。相反,鲁迅的“异化”译法,背后渗透出一种抵抗策略和翻译政治(王友贵,2003)。从今天的角度看,这正是一种抵抗式的翻译策略。归化和异化,直译或意译不仅是翻译策略的选择,更是译者的主体性的自由定位问题,总而言之,它揭示了译者对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的顺从还是叛逆,以及译者持何种自我意识形态和审美观。译者在其译本中的主体性发挥得淋漓尽致,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批判当时中国的落后的意识形态,希望建构一种能开启民智和“新民”的新型意识形态。

3.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基于多重限制与障碍,如意识形态、诗学等因素的影响,译者只得对原作进行适当的增添和调整。翻译不可避免地并几乎就没有停止过受当时的“文化政治实践”(Venuti,1995:19)的操纵。翻译是种改写,翻译有时创造了不同于源语文中的文化形象,使源语文本得以跨越文化障碍,翻译是种最明显、最有影响力的改

)(

(上接第62页)等方面同样也体现了意识形态操纵。同时在其翻

译过程中,通过对文本的筛选、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读者视野的关照,起到了对当时主流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反操纵,藉此张扬了译者(鲁迅)的主体性和创造性。操纵学派没有局限于语言学派狭义的文本视野、把一些超文本因素———目标文化的政治、意识形态、道德伦理规范和审美情趣等方面对译者的影响———放进来研究。其思想弥补了语言学派的缺陷,是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些探索性的理论依据,并为传统翻译视角中异化与归化、直译与意译问题的探究找到了新的突破口,并为鲁迅的文学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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