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现代历史考博真题

中国近现代考博题

2011北大

中国近代史

名称解释（8个，40分）： 裨治文（1801年－1861年），美部会传教士，响应新教第一位来华传教士英国人马礼逊（R.Morrison)的呼吁，而来华的第一位美国传教士。 1830年2月25日，他从波士顿来到广州。当时中国尚不可能公开传教，他主要是向马礼逊学习汉语，以及进行其他一些准备工作。担任英文《中国丛报》的编辑，向西方介绍中国的情况。他还担任过林则徐和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到虎门亲眼观看焚毁鸦片的场景（1839），曾劝阻中方代表说，英国是打不过的。鸦片战争结束后，曾到澳门望厦村亲身参加订立了中美《望厦条约》（1844）。

1841年获纽约大学的神学博士的学位。1847年以后，他移居上海，参加《圣经》的翻译工作。直到1861年在上海去世。完成的裨治文译本（Bridgmans Version）将“God”翻译为“神”而不是“上帝”。一般认为，这个译本比以前的其他译本译笔忠实，切近原文。 1854年5月，随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从上海进入太平天国辖区考察，回上海后发表《调查报告》，否定太平天国。

在上海期间，在翻译圣经之余，他和妻子还创办了上海第一所女校裨文女塾（1850年，在老西门外，后来的裨文女中）。 清史稿

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1924年成立的，全称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常委确定它为全国实行训政之最高指导机关。它处于国民党和政府之间。它历经了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每个时期其地位和职能都有所变化。

1926年1月23日，国民党二届一中全会通过《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确定政治委员会隶属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中央执委会特设的政治指导机关。推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为中政会主席。

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因汪精卫去职，4月推选谭延闿继任中政会主席。

1926年7月6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决定政治委员会与常务委员会每星期合开会议一次，此会定名为“中央政治会议”。7月13日，中央常务委员会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21人为新组成的中央政治会议委员，由蒋介石任主席。 1927年3月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决定取消此前常务委员会与政治委员会合开的“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等15人组成中央政治委员会，以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宋子文、顾孟余、谭平山7人组成主席团。4月，蒋介石在南京另设中央政治会议，以胡汉民为主席。

1927年9月，宁汉合流，组成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特委会决定撤销“中政会”。特委会结束后，1928年1月，中政会恢复。

1928年2月2日，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政治委员会改组案》，“政治委员会”改称“政治会议”。3月7日，蒋介石被推举为“中政会”主席。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定，中政会改主席制为常委制，推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常务委员。

1935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政治会议”恢复为“政治委员会”，常委制恢复为主席制，推举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 1937年11月，国民党中常委议决政治委员会停止开会，其职权交国防最高会议（1939年改设为国防最高委员会）代行。 1946年3月，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决定撤销国防最高委员会，4月1日，国民党中常会推举蒋介石为中政会主席。

1949年7月，“中国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中政会不撤自消。

政治周报 政治周报于1925年12月5日在广州创刊，16开期刊，为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持出版的中央级机关报，毛泽东等人筹办并任第一任主编，自第五期起由共产党人沈雁冰、张秋人接任主编。该报主要刊载国民党中央和广东革命政府的重要会议、文件、报告，知名人士的专稿，部分新闻报道材料， 辟有《反攻》专栏，刊发短小犀利的时评，注重用事实说话。 成立始末 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改组,国共合作建立。1926年6月北伐前夕,国民党出版的报刊有近百种,其中大部分是由共产党人主持,以国民党机关报刊名义出版的统一战线性质的报刊。《政治周报》就是当时较有影响的报刊之一。 1925年12月5日《政治周报》创刊于广州。毛泽东兼任该报主编。毛泽东撰写了发刊词《〈政治周报〉发刊理由》。《政治周报》主要是为了反对以西山会议派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而创办的。1925年3月孙中山先生逝世之后,国民党右派更加嚣张。11月,他们在北京西山举行会议,另立中央,通过一系列反共决议。对此毛泽东在《发刊理由》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向反革命派宣传反攻,以打破反革命宣传”是《政治周报》的责任。这里所指的反革命宣传主要就是西山会议派的宣传。

当时,中国共产党人主办的《向导》、《新青年》等刊物,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言论进行了揭露和批判,但是《政治周报》在这场反击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它不仅先后由毛泽东、沈雁冰、张秋人等著名共产党人担任主编、副主编,不仅有许多著名共产党人为之撰稿,而且由于它是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主办的刊物,它刊登国民党各种正式会议文件,刊登何香凝等著名国民党左派人士的报告,同时还刊登广东国民党政府的一些头面人物的文章和报告,这就使它在北伐战争前夕的具体历史条件下影响十分广泛,成为进一步巩固国共合作,反对国共分裂的重要舆论阵地。

由于毛泽东同志兼任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所长,《政治周报》从第五期起,先后交由共产党人沈雁冰、张秋人主持编辑。1926年5月,蒋介石看到自己的势力渐厚,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由此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部长职务的共产党员被迫离职,毛泽东同志也辞去了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 1926年6月5日《政治周报》亦随即停刊。它共发行了14期,每期发行4万份，在当时是发行量较大的刊物之一。

《向导》周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个公开发行的中央机关报。1922年9月13日在 上海创刊。蔡和森、彭述之、瞿秋白先后任主编。陈独秀领导刊物的出版，并题写刊名。该报为16开本，设有“中国一周”、“世界一周”、“通信”、“读者之声”、“什么话”等专栏。主要发表时事政治评论文章，以宣传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指导群众斗争为主要任务。《向导》在创刊号《本报宣言》中鲜明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反

抗国际帝国主义”，“推倒军阀”，建立“统一、和平、自由、独立”的中国。在国民党“一大”以前，《向导》周报集中精力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积极帮助孙中山进行国民党的改组，推动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在国共合作形成后，《向导》周报除继续宣传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外，还对孙中山先生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作了重点宣传。同时，它热情宣传和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促进了工农革命运动和国民革命的迅速发展。 该报的主要撰稿人有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高君宇、李达、彭述之、张国焘等，毛泽东、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张太雷、李立三及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笔名孙铎）等也发表过一些重要文章。陈独秀在《向导》上发表了270多篇文章，几乎每期都有他的作品。蔡和森除用“和森”署名发表了130多篇文章外，还用“本报同人”、“记者”等名字发表了不少文章。瞿秋白也为《向导》写过60多篇社论和述评。 《向导》周报发行期间，所刊载的关于工农运动的文章共205篇，其中著名的有：赵世炎以笔名“施英”所写的一至七论《上海的罢工潮》（第159-172期）、蔡和森的《今年五一之广东农民运动》（第112期）、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191期）、瞿秋白的《农民政权与土地革命》（195期）、彭湃的《关于海丰农民运动的一封信》（第70期）等。

《向导》周报曾先后迁往北京、广州、武汉等地出版发行，在中国内地许多大中城市及香港、巴黎、东京等地设有30多个分销处，发行量由开始的3000份激增至4万份，最多时近10万份，广受读者欢迎，被誉为“黑暗的中国社会的一盏明灯”，成为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影响最大的一份报纸。1927年7月18日，汪精卫叛变革命后被迫停刊，前后共出201期。

《向导》一创刊，就集中宣传党的“二大”制定的民主革命纲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向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知道，分析形势，评论时政，指出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统治是造成中国民乱局面的根源，也是导致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

《向导》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宣传工具进行了激烈的舆论斗争，驳斥了各种错误思想与主张。

中国远征军

是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政府为支援英国军队在缅甸殖民地对抗日本帝国陆军以及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补给线安全而组建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论述：鸦片战争时期官、夷、民三者关系

抗日战争结束后，国民党、共产党、第三种势力对建国方案的争论焦点

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外交方向：

名词解释（6个，30分）：沈家本

沈家本被誉为中国近现代法学的奠基人，是第一个为中国引进西方法律体系的法学泰斗。主持修定法律期间，仅有刑法和刑民诉讼法就先后译出法、德、俄、荷、意、日、美、比利时等国法律文献近40种。他精心整理中国古代法律资料，并加以整理考订。曾建议废除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笞杖等酷刑，并且改革刑律，修订了《大清现行刑律》以取代《大清律例》，参照西方和日本刑法制订了《大清新刑律》。

二十一条

《二十一条》是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不平等条约，导致了《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 二十一条要求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消息一经传开，反日舆论沸腾。

欧美列强对日本损害他们在华的侵略权益一致不满，纷纷给予抨击。正式谈判于1915年2月2日开始。日本以支持袁世凯称帝引诱于前，以武力威胁于后，企图使袁世凯政府全盘接受。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日趋高涨，日本见事态严重，便一面宣布第五项为希望条件，属于劝告性质；一面提出新案，内容与原要求一至四项基本相同，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5月7日日本发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应允。袁世凯指望欧美列强干涉落空，又怕得罪日本，皇帝做不成，便以中国无力抵御外侮为理由，于5月9日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项各条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日本的要求。5月25日在北京签订了所谓“中日条约”和“换文”。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的单方面“条约”，袁政府事后也不得不声明此项条约是由于日本最后通牒而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中国政府均未承认其为有效条约。总之，"二十一条"是要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不仅是对中国主权的严重侵犯，而且也威胁到美英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权益。袁世凯不敢立即表示接受，搞起秘密外交。他为了换取日本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派外交总长陆徵祥、次长曹汝霖和日本代表日置益秘密谈判。在谈判期间，日本侵略军以换防为名，增兵东三省、山东、天津等地，进行武力威胁。5月7日，日本提出最后通牒，要袁世凯除对第五项条款声明"容日后协商"外，公然承认日本的要求。日本怕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最后也未敢坚持第五项条款。

有部分人将接受二十一条的责任归咎于袁世凯，指他意欲称帝，为求得日本的支持，借助出卖国家主权换取日本的支持。但亦有人根据当年的档案及当事人的日记，指出袁世凯是在日

[1]本宣战的压力下，力争至最后一刻方才被迫接受二十一条的部份条款。至于日本以支持袁

称帝作为报酬，亦缺乏证据支持，也有学者认为袁世凯称帝失败正是由于他在二十一条的力争，使得日本政府在其宣布帝制时“强力倒袁”所致。特别是当时袁世凯最大的政敌正是二次革命后以日本为基地进行反袁的孙中山。孙一路都大力鼓吹日本制裁袁世凯。袁世凯至死前，仍称自己的去世将为“日人除一大患”。 随着护国运动的开展，袁世凯最终死去。该条约的部分内容由于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在华利益，一次大战结束后在1922年的华盛顿会议上被废除部分条款。

5月11日，美国国务卿布赖恩致电日本和中国政府，称“不能承认??有损于中华民国的政治或领土完整、或有损关于中国的国际政策（即门户开放政策）的任何协定或承诺”。此即之后数十年当中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核心——“不承认主义”方针。

此后《民四条约》内容不断被改写，直至1945年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彻底废除。

论述（选做题）：百年后重评辛亥革命 评述临时约法

2010北大

名词解释

军机处 谭嗣同 东南互保 东方杂志

《东方杂志》创办于清（1904年3月）时，终于1948年12月，共四十四卷819号（期）。发文22442篇、图画12000多幅、广告14000多则等，历时近46年。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创刊号发刊词）为宗旨，是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是中国杂志中“最努力者”，也是“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王云五）。有“百年老刊”、“刊中寿星”、“民国十大善本之一”、“藏界不倒翁”、“传世文章最富”、“澎湃学门，大匠如云”、“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传世名作”、“盖代名刊”、“知识巨擘”等盛誉，影响较大。

可谓春蕾独卉，一帜永红。于1999复刊，复刊后的《东方杂志》改名为《今日东方》。 商务印书馆突破传统纸质图书的限制，建设《东方杂志》数据库，提供真正的原版数据信息，实现目录的检索，并进一步实现全文的检索，同时提供原版原式《东方杂志》的按需印刷业务，建立一个学术交流门户网站。

废两改元 中东路事件 中东路战争，是对1929年张学良所领导的东北政府为收回苏俄在中国东北铁路的特权而发生的中苏军事冲突的称谓。 在1929年东北亚的国际环境下，采取武力接管中东路，导致中苏边境武装冲突。不仅使东北当局损兵折将，实力大为削弱，更恶化了中苏关系，使日本坐收渔利。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边境武装不堪一击，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这和1962年印度对华战争理由多么相像）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在中苏边境战事日趋激烈的情况下，苏联为了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急需中共进行武装暴动，以响应和支持苏联，分散国民党政府对苏的力量。因而，随着战事的升级，其对中共政策的指示也日益升温，连续向中共发布了一系列严重脱离中国实际，背离党的六大确定的方针政策的论调和指示。1929年10月26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发出“十月来信”，指出“中国进到了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为中共指出了“最近任务”，如：必须尽量利用已经开始的军阀混战，继续展开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变军阀战争为阶级的国内战争，应当极其注意工人的罢工斗争，巩固并扩大游击战争，尤其是在东三省。

在苏联和共产国际这一系列措施的影响和推动下，中共中央迅速改变了六大的正确路线，形成了第二次“左”倾错误。在“中东路事件”刚发生后，中共中央就按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要求，把拥护和保卫苏联当作党的中心任务。1929年7月12日，中共中央发出《反对国民党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的宣言；7月24日又发出《动员广大群众反对进攻苏联》的42号通告，对全党工作进行了新的部署，计划在城市采取飞行集会、示威、罢工和游行宣传来发动群众，在中心城市发动群众运动，苏区的红军则要尽可能改变游击的方式，并与工农群众运动结合起来夺取最重要的城市，建立苏维埃政权。“左”倾错误已经在党内四处弥漫。而“十月来信”则对第二次“左”倾错误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三面红旗

一九五八年中共中央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在一九六○年五月以前曾被称作“三个法宝”，五月以后又称为“三面红旗”。历史的检验已经证明，“三面红旗”是“左”的指导思想的体现，不是引导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走向胜利的旗帜和法宝。在总路线指导下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不但给我国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严重困难，而且还损害了党的建设。对“三面红旗”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思想进行再认识，吸取历史教训，是有现实意义的。

论述题（四选三）

简论中国同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