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理论

读《考古学理论》

对于喜欢的书，我会一遍又一遍的看。这本《考古学理论》，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上个学期选了一门考古学的课，老师要求我们读书写读后感，就在图书馆借了这本书。当时因为时间紧张，所以看了个大概就写了读后感草草了事。暑期带了这本书回家又认真看了一遍。考古离我太远，所以只能靠书本来满足自己对考古的好奇。

先来说说作者。陈淳，男，1948年5月生，汉族，浙江奉化人。主要从事史前考古学研究，涉及领域包括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旧石器时代考古学研究、农业起源研究、国家与文明起源研究。兼任中山大学岭南考古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

1998年主持中科院古脊椎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对河北阳原县小长梁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了新一轮的发掘，该次发掘完全采用了国际上最新的方法，将卫星定位技术，电脑技术和实验方法首次引入考古的田野工作。发掘和研究报告分别于发表于1999年与2002年的《人类学学报》。

2000年，承担复旦大学三年行动计划文科科研项目，从事《中国文明起源的理论探索》的研究课题。2000年获复旦大学研究生院100本研究生教材建设的特别资助，承担教材《考古学理论》一书的写作。2001年获国家教委文科科研基金资助，从事《中国国家探源的理论探索》的研究课题。

《考古学理论》，这是一本全面介绍考古学理论发展和现状的教科书，共分两部分，十七章。第一部分介绍考古学理论、思维与方法的沿革，第二部分介绍了当前考古学理论主要领域的进展和特点，是作者根据国外留学期间系统学习和掌握的知识综合编撰而成，力求反映学科的成就与发展方向。中国高等院校的考古学科专业训练，考古学理论一直是一个薄弱环节，加上这门学科和国际学术主流疏离时间较长，造成许多方面的严重脱节和滞后。这本教材的编撰，可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有助于提高专业素质训练的水准。

《考古学理论》论及的范围较为全面，并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置于国际学科发展的大背景中进行审视。过去半个世纪中，考古学的术语变得丰富而复杂，为了便于理解和学习，文字尽量通俗易懂，对新的专门术语做必要的解释。《考古学理论》第一部分适于本科生的教学，第二部分适于研究生的训练，同时它也可作为考古学、文物学、博物馆学和古代史专业

人士了解学科发展和提高学术水平的重要参考书。

这是摘自本书前言部分的内容：张光直在为《时间与传统》的中译本所写的序中谈到，《中国考古学年鉴》中根本没有“考古学理论”这个范畴，说明“理论”这件东西在当代中国的考古活动中没有什么地位。在为《中国文物报》所撰写的一篇题为“要是有个青年考古工作者来问道”的随笔中，张光直也提到，考古工作不是挖挖死人骨头，它是很复杂的社会人文科学。如果中国考古学对它的实践没有理论的指导和阐释，那么我们如何评价它的科学性？如果考古发现不重视从理论上来提高我们的科学认识，那么这门学科又意义何在？

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在当今中国的考古学界可能有很大的分歧，特别对于一辈子在田野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学者，实践出真知是无可置疑的座右铭。这些学者通过毕生的努力，构建起过去不为人知的中国史前史，并增进了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出土的精美文物一次次引起社会的轰动和瞩目，文物精品的世界巡回展令国际友人叹为观止。在重大发现的光环里，考古学家被喜悦所陶醉，并会有一种巨大的成就感。

同样，社会公众也常将考古与发现地下的珍宝和失落的文明联系在一起，在媒体的渲染和炒作下，考古学家的工作被认为是通向浪漫和迷宫之旅，比如开启地下宫殿和宝藏、进入神秘的金字塔以及探寻沉入湖底的城堡。然而，只有为数不多的考古学家才能有幸从事这样的探险工作。大部分的考古发掘，找到的只不过是破碎的陶片和石器，以及古人废弃的生活垃圾。因此，英国考古学家皮戈特（S Piggott）将考古学称为是一门“研究垃圾的科学”。考古学家用他们毕生的精力来寻找、发现和研究远古人类丢弃的垃圾，并不是试图发现其中的珍宝，而是像侦探那样试图从这些远古社会的残留物中寻找各种信息。

本书中有很多精彩的部分，很多内容都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自习研读这本书，会有很大的收获，比如第八章20世纪中叶考古学的进展就是很精彩的一章：

20世纪40年代到60年代，是新技术不断问世，新发现层出不穷的时期。正如丹尼尔所形容的，二战之后考古学出现的百废具兴，一派兴旺发达局面，使它成为一门举足轻重和众望所归的学科。丹尼尔列举了这一时期世界考古学发生的四个重要变化：（1）史前考古学成为世界性的学科；（2）美洲考古学空前繁荣；（3）科学技术方法成为考古学家的辅助手段，并且成绩非凡；（4）原史时期和历史时期的考古学得到发展和确立，使历史学和考古学受益匪浅。

在成果林立的进展之中，对考古学革命起了决定性推动作用的，应当首推美国化学家威拉德·利比发明并于1949年公之于众的放射性碳年代测定技术。回顾考古学诞生和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几代考古学家梦寐以求的就是寻找一种能确定人类历史年代的方法。

从汤姆森的三期论到莫尔蒂耶的考古学分期，从蒙特柳斯的类型学排列编年到柴尔德的考古学文化交叉断代，都无不围绕着年代学的问题展开。因为，考古学没有一种可信的年代学证据，所有的研究与探索都无从谈起。碳14方法的问世，标志着考古学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意味着，考古学家的大部分精力可以从烦琐而又含糊的年代推测中解放出来，去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问题。自然科学家所提供的多种绝对断代方法，也使得考古学家可以更加精确地观察细微的文化差异和历时演变。

在技术手段不断创新的同时，种种新的考古学思维和实践也随之出现。美国民族学家和考古学家朱利安·斯图尔特提出了文化生态学的理论，在考古学研究中引入了生态环境的重要变量，并鼓励戈登·威利首次尝试聚落考古学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的演变。英国考古学家格雷厄姆·克拉克创导交叉学科的综合研究，强调考古学应当尽可能了解人类的生活环境、经济形态和社会信仰。柴尔德在苏联考古学的影响下，强调器物功能分析的重要性，并呼吁从内部动力来研究社会与文化的演变。美国考古学家罗伯特·布雷德伍德自1948年开始对伊拉克北部的扎尔莫遗址进行发掘，理查德·麦克尼什自1960年起对墨西哥南部特瓦坎河谷开展调查和发掘，这两例实践都是从区域性遗址的综合研究来探索近东和中美洲农业起源问题，开创了考古学战略性研究的先河。

《考古学理论》中有很多这样精彩的章节，很适合我们这样初入门的学生学习，对于考古学的理论知识的认识也有一定的认识。作为科学的考古学今天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组成部分，既是我们了解自身发展的一个独特的窗口，又为其他人文与社会学科研究提供新的视野与信息。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不但能增进我们对自身历史的了解，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我们生存的这个星球上生态环境、气候和资源与我们自身发展的关系，从而能使我们从更长更广的时空中来研究我们当今与未来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