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想当面叫一声振周同志

好想当面叫一声“振周同志”

尊敬的各位领导、同志们：

我叫——，是李振周同志先进事迹采写组的一名成员。作为一名土生土长的通山人，对于“李振周”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

记得许多年前，我就听人讲，有位叫李振周的老革命，当过通山县委书记，住在大幕山上造林已经好多年了。当时，我只觉得这位老人扎根大山造林，有点不简单。但自从今年4月着手采写他的事迹后，李振周的形象开始在我心目中越来越清晰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他不仅仅是20年如一日造林这么简单。他对党钢铁般的忠诚，对人民舍命般的挚爱，尤其是深藏内心的那份忘我的情怀，曾一次又一次地撞击着我的心扉，让我一次次感动，甚至泪流满面。

李振周是在鄂南剿匪时，被地委申请留下来当通山县委书记的。位于幕阜山脉北边的通山，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山连着山，水隔着水，纵横百里，数万人口就像一把沙子，撒落在高山深沟中，不见一点踪影。当时的通山，除了县城，境内连一条马路也没有，闭塞落后的地理条件，造成匪患猖獗、民不聊生。

作为部队首长的李振周，面对全国全面解放的大好形势，完全可以呆在部队里“坐享其成”，更何况离开家乡多年，多病无助的父母，寄养在老乡家中的一双儿女，常常搅得他心神不安，他恨不得立马跑回山东老家，看一看日夜盼儿的双亲，抱一抱在苦水中挣扎的孩子，甚至哪怕是回家叫一声爹娘，送去几斤熬粥的大米，或几尺低廉的土布也好啊。 1

然而，面对党的需要，李振周没有半点犹豫，说：“绝对服从组织安排！”同时，为了向党表示忠心，他还动员妻子刘桐也留在了通山。

就是这句“绝对服从组织安排”，让李振周留下了终身“不可饶恕”的遗憾。建国初期，当时地方的中心任务是剿匪安民。面对国民党溃退下来的残渣余孽，纠合黑恶帮会“大刀会”扰民作乱，李振周率领县大队日夜穿行在九宫山、大幕山等土匪横行地区，往往每实施一次军事行动，就得花上二三个月时间。也就是在那时，常年躺在病榻上的母亲，请人写信告诉李振周，说“父母对不起你，你的一对儿女除老大接回了家，老二还不知道在哪里。”最后，母亲恳求说：“阿洲啊，我可能时日不多了，我只有你一个儿子，临死前不能见上你们一面，我闭不上眼啊！”

一边是亲人的呼唤，一边是人民的期盼，李振周来不及多想，只能瞒着妻子悄悄地将信压在箱底。直到年底，妻子刘桐在翻洗旧衣服时，才无意中发现这封“沉睡”了大半年的信。妻子捶打着李振周的肩膀，哭了：“你真没良心啊，女儿下落不明，就连娘是死是活还不知道……”。李振周站着像一块石头，任由妻子捶打，好半天才说出一句话：“你我这么忙，我有什么法子……”。最终，在妻子强烈的要求和同志们的劝说下，李振周才勉强安排妻子回了一趟山东老家。

妻子从老家回来，李振周沉默许久不敢询问家中之事，倒是妻子先开口诉说父母、孩子这些年遭受的苦难。直到最后，妻子才说：“娘的坟头已经长草了，临死前还不停地喊着你的小名阿洲、阿洲……”。面对战友一个个倒下不曾流 2

泪的李振周，此时心中却是翻江倒海，但是看着哭成泪人的妻子，他惟一能做的是强忍眼泪快步离开。只有等到夜深人静之时，李振周才爬上山坡，面对北方，双腿跪地：“娘，是儿不孝啊……”。这位外表似铁、内心如棉的山东汉子，再也压制不住心中的情愫，任由泪水夺眶而出。

暗自流过泪的李振周，第二天又全身心投入到繁杂的工作中。一边是匪患没有得到根除，一边是群众还在饥寒交迫，于是，李振周重新部署力量，决定发起“年关攻势”，发誓要在春节前将残匪彻底铲除。“年关攻势”打响不久，“大刀会”头目谢某托人送信，假意向政府投降，并说愿奉送50根金条。面对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的“大刀会”，李振周决定将计就计，答应头目谢某在“大刀会”驻点一侧的高湖村见面。两天后，按照约定，李振周带着3名随从来到高湖村，他以查验金条为由接近谢某，并趁其不备将谢某制服，谢某的卫队举枪不知如何是好。正在此时，提前部署在密林中的县大队，从山上冲下来，并高喊：“首恶必办，胁从不问，将功补过，立功受奖”。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大部分匪众纷纷缴械投诚，少数拒不投降的顽固分子当场击毙。接着，李振周又火速安排人员，将全部“战利品”分发到各区各村，让困难群众在春节前买到了一些生活必需品。李振周以身犯险的壮举，在当地群众中广为传颂，不少老人甚至手拿香烛跪地求天：“李书记，你好人一定有好报啊！”

李振周爱民的事又何止这些！在采访中，有两件看似微小的事，却使我感受到他对群众的爱有多深。家住九宫山脚下的村民成传旺，今年75岁，他清楚地记得，自己12岁那年的一个傍晚，一个大个子带着一名警卫员，到他家想讨口 3

水吃干粮。母亲将仅有的半碗薯渣糊送到警卫员手上，大个子意识到什么，急忙翻开锅盖一看，没说半句话，就将两个玉米粑塞到他的手中，带着警卫员走了。事后，村干部到他家说，大个子就是县委李书记，那天晚上由于没吃干粮，又赶了十几里山路，饿得李书记两眼一黑掉进了深水塘，要不是警卫员机灵，李书记可就没命了。说到这，成老汉用衣角擦拭着眼泪，连声说：“好人啊，好人啊！要知道是李书记，我宁死也不会接他的两个粑呀。”

大幕山上下叶村的叶祥兴告诉我，1950年剿匪时，李振周就住在他的家。见家里穷得叮当响，临走时，李振周留下了身上仅有的一块银元和一双胶鞋。第二年春耕时节，李振周专门上大幕山走访，又特意住在他家中。当时，全家人吃了上餐没下餐，更不用说种子了，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田地里长满荒草。李振周得知后，连夜到山下的黄沙街，来回走几十里山路，通过当地党员介绍担保，向一家中农借得50余斤种子。次日一大早，李振周又赶回县里，紧急召开专题会议，专门研究解决贫雇农春耕生产种子问题。3个月后，李振周又来到大幕山，当看到他家的庄稼长势良好，露出了轻轻一笑，并找到那户中农，用自己的工资支付了种子款，取回了写有李振周名字的欠条。

也就是这句“绝对服从组织安排”，李振周又先后肩负起大冶武装部、赵李桥茶厂负责人的重任，永远冲锋在一线，使他根本没有时间顾及家人。老家多病的父亲和年幼的长子，只得由在北京一家农场工作的妹妹代为照料，失散多年的女儿小群，一直到解放后才托人找到。日思夜盼的女儿终于找到了，但却已是重度残疾。由于小时营养不良，得了软 4

骨病，后来又不小心摔倒造成骨折，下肢瘫痪的女儿，只能终生与轮椅为伴。我至今难以想象，当初父母与女儿见面时，母亲悔恨捶胸的叫嚎，女儿撕心裂肺的啼哭，是一幕怎样惨烈的相逢！

走进李振周夫妇留下的旧房子，看着端坐在轮椅上年近七旬的小群，尽管事先我作好了心理准备，但我的心仍不由自主地有种被针扎出血的疼痛，泪水随之湿润了双眼。坐在李振周夫妇生前合影旁边，我与年迈的小群聊起往事，我尽力想让谈话变得轻松些，但老人的回答却令我始终无法轻松。

老人告诉我，由于寄养在老乡家，幼年的她从来没有过吃饱的时候，哪怕是一餐土豆或玉米棒。她天天等着父母来接自己回家，日本鬼子赶走了父母没来，全国解放了父母还没来，她等啊等，为了等到这一天，她一等就是五六年，而且等成了一个残疾人。我说：“你恨父母吗？”老人昂起头，孩童般天真地说：“不恨！父母工作太忙了，他们做的都是大事，但他们还是关心我的。小时候，母亲每天回家都要过问我的学习；长大后，父亲有空就会陪我听听京剧。他们还非常喜欢我做的衣服，从不肯上街买衣服穿。”一颗多么纯朴的心啊，听到这，眼泪再次模糊了我的双眼。

我尽量让自己平和下来，又说：“父母走了，你今后如何生活啊？”老人顿了顿，说：“父亲在世时就跟我哥哥和弟弟说了，这套房子和他们的全部积蓄交给我一个人养老，如果还有剩余就作为党费上交组织。”为了不让女儿拖累组织，成为社会的负担，这个看似无情的决定，却饱含着李振周对子女的一片厚爱，对党的一腔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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