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创新与对当代的现实意义_周兴梁

　　团结报/2016年/9月/22日/第007版

　　文史周刊?史学

　　孙中山研究的学术创新与对当代的现实意义

　　——“孙中山与民主革命策源地广州”学术报告会概述

　　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 周兴樑

　　为隆重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及缅怀他对中国民主革命所建树的丰功伟业，广州市人民政府文史研究馆，于今年8月15-17日，在珠江宾馆举办了以“孙中山与民主革命策源地广州”为主题的学术报告会。下文拟分三个方面，来对此次学术会议之情况，作一简要综述。 参会专家学者之阵容颇为鼎盛

　　广州文史馆之文史学术委员会在确定这次学术报告会的选题时，与会专家一致赞同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的学术活动，同馆里近年来之广州城市学研究工作结合起来，遂将报告会的主题定为“孙中山与民主革命策源地广州”。此事获得了广东省内外众多学者的热情响应与支持。截至开会前，学术报告组委会共收到了75篇参会论文。参会的专家学者队伍来自全国14个省市区，具有地域之广泛性，是本次学术报告会第一大特色。

　　第二，这次学术报告会，是一次集省内外人文社科之教授专家等学者于一堂的盛会。就参会论文作者之学术职称和职务而言，在这近80位作者（含第二作者）中，具有正高职称者32人，副高职称者11人，以上共计43人，占作者总数之55%强；他们之中有博士生导师6人——内有曾任中国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社科院院长及省社科联主席的张磊先生，及曾任中山大学近现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孙中山研究所所长之林家有先生等“孙学”研究大家，及硕士生导师4人。此外，还有中级职称者8人，初级职称者4人。剩余的十几位论文作者则大多是分别担任文史馆馆长、报社社长、专业学会副会长与秘书长及科长等职务的有关专家，另有在学硕士生5人。上述情形表明，这次学术报告会，的确是一次由各方学者和相关专家济济共襄之盛举。

　　第三，这次的学术报告会，又是一次老中青学者相结合与相激励，及帮传带的学术研讨会。就参会论文作者之年龄层次来说，第一作者60岁以上27人，40至60岁27人，40岁以下21人；其中年纪最大者生于1933年，现已83岁高龄，最小者是生于1993年的在读研究生，只有23岁。两者之年龄差恰好为一个甲子。另作者群中还有一定数量的女专家，她们在年龄上也是老中青相结合。

　　这些情况昭示人们：孙中山研究仍大有可为，孙学研究队伍后继有人!

　　参会论文内容丰富

　　孙中山的革命足迹遍及亚欧美洲之广大地区；其革命生涯跨越了中国民主革命运动的旧新两个历史时期（阶段）。此间孙主要做了三件大事：一是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并创建了中华民国；二是他于辛亥革命失败后，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进行过长达十余年屡踣屡起、艰苦卓绝的斗争；三是他晚年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人士及苏俄政府的帮助下，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缔建了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初步掀起国民革命运动高潮。可以说，孙中山的上述革命斗争与活动，都与广州这方热土结下了不解之缘。

　　正是基于这种情况，所以这次学者们提交给学术报告会的论文，以论述孙中山之革命活动与践行者为多，共有39篇。这类论文又可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文紧扣本次报告会主题的两个关键词——孙中山与广州，围绕着孙中山的革命奋斗与广州史事来展开论说。这一部分论文计有28篇，其中以论说孙在广州三次建立政权，及孙在广州的足迹两组论文为多，各有5篇；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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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是分别论说孙先后在广州进行的军事斗争（广州新军之役、三?二九起义、平定广州商团），及孙对广州成为民主革命策源地之影响者，各有4篇；再次是论说孙在广州先后创立武文两学校（黄埔军校与广东大学）者，有3篇；复次是论说孙与中共中央在广州之活动者，有2篇。此外，还有些论文分别论说了以下内容：孙急救1924年之广州柴荒，孙与广州的城市建设规划，孙与广州民居之近代化等。

　　另外一部分论文，是泛论孙中山的革命实践活动者，计有11篇。它们中以论说孙的革命活动与各地（如港澳、沈阳、山西，及开发西北、建设三峡等）之关系者为多，有5篇；其次是论说孙与辛亥革命、孙与同时代之革命者（章太炎、邓泽如、朱赤霓和陈树人）之交往、孙的革命活动与广东戏剧改革等3组论文，各有2篇。

　　第二类为主要论说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与精神情操之论文，计有27篇。它们之中也可细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的17篇论文，主要论说孙中山的各种思想，其中以论说他的中国梦及其现实意义、他的建国思想方案和文化思想或传统文化观等三组论文为多，其余者则分别论说了孙的社会主义思想、伦理思想、法治思想、监察思想与制度设计、女权思想、辩证与进化思想，及其政治品格之内涵等。该类第二部分的10篇论文，则主要探讨与论说了孙中山思想学说的中西文化渊源问题，并涉及他移风易俗之思想与举措，具体涉及内容包含有：孙三民主义之文化渊源、影响孙政治思想形成的三大要素、孙由学习欧美到转而师法苏俄、孙之思想与中国科技及习俗、孙实施阳历纪年，中山与精武体育会，孙对中医的态度等。

　　另还有若干篇论文，可归入其他类。它们主要是论说了孙中山身后之事，其内容分别有：孙的故事传说之价值，抗战时期之总理纪念周与国民教育活动、中山模范县述略，陈锡祺教授与我国的孙中山研究等。

　　笔者在粗阅所有的参会论文后觉得：尽管里面创新性之论文较少，整个论文的水平也参差不齐，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这就是所有的作者都饱含写作热情，认真地撰写参会论文，从而使大部分论文皆能做到史论结合，并达到了应有的学术水准。

　　对部分论文学术观点之介评

　　限于篇幅，笔者不可能对参会70多篇论文的学术见解，在此逐一地进行介评，而只能选取其中部分论文来述评之。对此，下面我想着重谈三点内容：

　　首先要谈的是学术创新问题。学术研究论著之创新，是一个学术领域或一门学科之研究工作，得以延续、拓展和深化的关键所在，也是引领它不断发展之第一动力；孙中山的研究当然也是如此。正是基于这一学术理念，有些专家学者为这次报告会提供了创新性的论文。这些论文之创新性主要表现有二：

　　其一，有些人发掘并运用各种新史料，来对新课题进行研究和展开论说。如有的论文作者，利用近年来在编辑《孙中山全集续编》过程中所收集的报刊新史料，对孙中山于1924年春夏间急救广州市柴荒之全过程，作了详尽地论说，因而以个案剖析弥补了学界以往对孙关心民瘼方面研究之缺乏。该文指出：烧柴问题看起来是生活小事，而当年之广州柴荒，却牵动着千千万万人的心。这“让广州市民一度颇为惊恐的柴荒潮，虽来势汹汹吓人，但在孙中山及其政府团队之努力急救下，其肆虐为害很快（不到两个月时间）就被遏止住，从而安定了全市人民之生计”。此一救灾过程，彰显出了孙行政时“倾听民众诉求且俯顺舆情的民主亲民作风”，以及他“时刻关心民众疾苦，视祸商害民者为贼寇而嫉恶如仇，遇事敢于担当并有所作为，还有其恤商艰、苏民困、济民生等高贵品质”。“对此关心民瘼的举措和惠泽民生之德政，我们理应浓墨重彩地书写一笔，予以充分肯定”。又有论者依据广东省档案馆藏相关史料，对20世纪40年代末设于广州大元帅府旧址的“中山文化教育馆西南分馆”成立的背景、过程、章程、建馆计划，及它创办的学校，作了初步梳理和探讨，从而使人们对该馆传承与弘扬中山文教思想之情况，有了新的认识。这种埋头从“故纸堆”中查找史料的精神，及重视发掘与运用第一手资料写作论文之做法，在今天应该特别提倡，也很值得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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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二，有些人从新的视角切入，根据充分史料来探讨和说明有关问题。如有的论者选取孙中山给至亲与家人的函电，着重从他“侍母至孝、劝兄弃政、质侄威严三个方面作简论述”入手，以说明“孙中山是个富有家国情怀的伟人，儒家倡导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文化观，在其处理家国关系时有集中体现——他既胸怀天下，又心中有家的政治品格，本质上是孙始终倡导并践行‘天下为公’理念的具体表现。孙中山的家国情怀，在民国建立前后一以贯之。这是其留给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精神财富。”有的论者对“迄今仍是不堪了然、有待致力研究”的孙中山品格问题作了探讨，并认为其政治品格“集高尚的爱国情感、革命胆略、政治品德、民族情结等诸亮点于一体。这也正是他能集近代杰出思想家、政治家、革命家、先行者和民族英雄等诸光环于一身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其次，谈谈孙中山与广州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策源地之关系问题。有部分参会文章都指出：广州因是孙中山从事革命救国斗争的主要场所和活动舞台，所以它就成了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而孙本人在论及此事时也强调说：“我们都是用广州做革命的起点，广州是革命党的发源地。”不过各作者在具体论及此问题时，所选择的切入和侧重点却有些不同。有人从地缘与政治条件等六个方面，来说明孙中山选择广州为其进行民主革命斗争的基地，颇为合理并具远见卓识。这为广州提供了极好之机遇。有人强调指出，在孙为创建共和制的斗争中，“广州始终成为重点和焦点”：1895年的乙未起义，1910年之新军起义和次年的黄花岗之役，都发生在广州；孙后来为捍卫民主共和制度，又三度建政于广州，开展护法斗争和国民革命运动。客观史实表明：“无论是创建共和与捍卫共和，还是国民革命时期，广州都居于历史巨变的中心，一直是民主革命策源地。”有些人则从广州现存的孙中山活动史（足）迹，来论说此问题，指出“广州列入全国、省、市三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近现代革命史迹有96处，其中与孙中山活动有关的就有25处”；这许多史迹，成了“广州是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策源地和重要战场的历史见证。”

　　最后要说的，是孙中山思想践行给后世之影响，及其对当代的现实意义问题。毛泽东同志指出：孙中山“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值得学习、继承与弘扬。参会学者论及此问题的论文较多，这正好说明岁月流逝并未淡化人们之历史记忆；此举符合学术研究服务于当今实践的宗旨。有些论者强调了孙的改革开放与民生主义、特别是其《实业计划》之影响和意义。他们或谓：“孙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涉及社会经济的许多方面。当代中国……可以从中山先生的民生主义方略中得到启示，为改革开放的航船端正方向，排除险情，而使之乘风破浪，继续前进”；或说：孙《建国方略》中的开放改革战略与思想，“与邓小平的改革思想颇有相似之处”——邓“把孙中山的经济革命思想继承和发展到了未曾有过的高峰”。

　　“《实业计划》是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及其实践的理想蓝图。其当年之规则，有的已变成社会现实，有的正在努力之中，有的则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它对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作用，应是不争之事实”或曰：“孙中山先生的代表作——《实业计划》，描绘与构建了中国近代化战略和社会经济解决方案；其后，毛泽东、邓小平等伟人，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原则，弘扬并拓展了孙中山思想，且在此基础上奠定了现代中国政治和经济的格局。深入拓展孙中山经济思想尤其是其工业化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好‘十三五’时期的发展主线，加快推进产业格局的调整、优化与升级”。有些论文者还具体指出孙某一思想的现实意义。如他们或强调其开发祖国大西北思想，具有当代意义——“追溯孙中山开发大西北之思想及其影响，与目前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一带一路’战略，基本是一脉相承的”；或谓孙之金融思想实践，“为中国金融现代化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大大缩短其现代化之进程”；或说孙关于广州城市建设之设想，“对广州城市的走向、近代化建设有重要作用和影响，同时也对今天的广州城市发展，仍具有重要的现实启迪意义。”

　　另有一些参会论文则集中论及孙中山的中国梦及其深远影响问题。如有些人强调指出：“1894年孙中山首次喊出‘振兴中华’的时代先声，开启了中国近现代史上追求‘中国梦’的探索历程；孙中山关于中国梦的精神内涵及其具体实践，为‘中国梦’的演进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应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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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梦想，凝聚几代中国人的夙愿”，“‘中国梦’是‘振兴中华’口号的延续”。“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事业，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习近平关于‘中国梦’的一系列论述，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重大理论飞跃，不仅继承孙中山‘振兴中华’的遗志，而且是中国共产党人随着时代发展，对孙中山之中国梦的不断演进和当代升华。”

　　还有一些参会论文，分别论说了孙中山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治国理政思想，及其文化与新闻出版思想对当代之现实意义。如有论者指出：“当前，我国正处于现代民主发展的关键时期，挖掘孙中山民主思想的价值，吸收其民主思想的优秀成果，对于我们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民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的论者认为：“回顾孙中山三次在广州建政的历程，他由单纯捍卫《临时约法》，到通过‘军政、训政、宪政’三个阶段，最终实现宪政中国。其实对我们今日法治中国有着重大启发：……只有解决政体合法性问题，方能实现法治中国梦”；还有论者说：承袭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近代国家治理文化理念，对我们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四个全面’战略和‘五大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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