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必然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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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与中国道路的必然抉择

作者：何畏来源：《江海学刊》2014年第20146期

摘要：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揭示了人类交往关系的扩大使人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发展到“人类的世界性历史”的必然性，指出“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共产主义也只有不断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自觉顺应人类的世界历史进程，从定位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到全面改革开放，从走向世界到引领世界，充分展示了强大生命力和对世界的示范意义。

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世界历史进程理论这一唯物主义历史观基本理论上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著作中，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论证了人类社会从个人交往关系的不断扩大，发展到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转变为人类的世界历史的客观过程。“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无产阶级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存在才是可能的”，共产主义也只有不断消灭“地域性共产主义”才能成为世界历史性存在；“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当年，马克思恩格斯用这一理论批判了德国流行的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今天，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世界历史理论，对于我们理解和激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生命力、理解和推进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性任务，具有根本的方法论意义。[1] 人类交往的世界历史进程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品格

社会实践的现实定力是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变革的根本，也是无产阶级政党改造旧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人新时期走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中国道路”，遵循人类交往与世界历史进程的客观性要求，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判断为总依据，以战略性的现实定力和实践品格获得了发展的强大动力。

人类始终以自己在自然界面前的能动性而自豪，感叹“精神是世界的花朵”、“人是万物之灵”。但是，这种主观能动性及其自豪感被哲学家们以精神、观念、理性、思想、理论的重要性“抽象地发展了”[2]。在西方，黑格尔以“思想支配世界”把人的能动性编织成唯心主义哲学体系。黑格尔哲学的信徒青年黑格尔派、“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怀着宏大抱负，试图把这种理论运用于改造不合理的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的主张中。对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考察使马克思从一个青年黑格尔派走向“从前信仰”的反面，以新唯物主义历史观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和“真正的社会主义”历史观的虚幻性，从而把他们的共产主义理想建立在唯物主义历史观基础上。

青年黑格尔派的哲学家们，无视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与分工的客观性，而是只看到“人”的理想，用他们的“标准人”来代替过去每一历史时代中所存在的现实的人，并把“标准人”描绘成历史的动力，把现实历史过程看成“人”的自我异化过程，“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发展的过程”[3]。他们甚至把思想、意识或“自我意识”的作用夸大到这样的地步，“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4]。以为只要我们给人以正确的理想观念或创制一套理论理想，“真正的社会主义”就能够实现。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说来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5]因为，社会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产物，社会机体是人的交往关系之网，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是人们交往关系由“民族的地域性历史”向“人类的世界性历史”转变的过程。人们的交往也不是人的“类本质”使然，而是受到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制约。就历史的每一阶段而言，“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的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6]。“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扩大，各民族的原始闭关自守状态则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此自发地发展起来的各民族之间的分工而消灭得愈来愈彻底，历史就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成为全世界的历史。”[7]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也是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条件。“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8]

其实，在理论与实践、理想与现实之间，夸大理论的作用、理想的作用，急于求成，是理论家和革命家最容易犯的错误。邓小平曾经说过，“搞革命的人最容易犯急性病”，因为“想早一点进入共产主义”。

[9]列宁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立即实行战时共产主义，绝不仅仅是因为战争需要的外在原因，主要还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支配了当时俄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所以列宁后来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10]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是在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创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急于向人民兑现革命战争年代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政治承诺，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急躁冒进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在分配关系上，把平均主义视为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先是原本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结果只用了不到三年时间就宣告完成。紧接着就搞了“人民公社化”运动，不顾农业生产力的极度低下而把生产关系提升到“一大二公”的水平，还以类似组织战争的方式搞了生产“大跃进”。在1957年的莫斯科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国际形势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社会主义已经“占了压倒的优势”，于是追随苏联共产党并与其一起提出用15年时间“超英赶美”的空想目标。这种理想主义的思维惯性使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左”的错误，“很多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思想没有得到贯彻落实，甚至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局性、长时间的严重错误，使我们党在探索社会主义历程中遭到严重挫折”[11]。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打开人们封闭僵化而又夜郎自大的思维方式，从世界格局反思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提出了几个重要判断：第一，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大力发展生产力，党的全部工作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第二，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并存的当代世界，资本主义在经济、军事、科学技术上占有优势，我们只有实行开放，学习世界上一切先进的东西，才能迎头赶上。第三，当代世界问题可谓千头万绪，“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概括说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东西关系是社会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南北关系是发达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关系，在这两大关系中，“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但“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12]。从而用“发展”找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穷国与富国的利益交汇点。发展需要和平条件，因此，世界的主要问题不是谁战胜谁的问题，而是和平与发展问题。第四，我们要学习借鉴国外一切先进的东西来发展自己，但绝不能搞“全盘西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我们才以理性平和的心态冷静看待自己的社会主义，辩证看待世界资本主义，以务实的精神了解世界、拥抱世界，进而影响世界、引导世界。通过与世界的普遍交往，我们在经济、科技、管理等方面，发挥了后发优势，在许多方面迎头赶上了发达国家，有的方面大大缩小了差距，有些方面还超过了发达国家。可以说，我们用了几十年的时间走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因此，今天的中国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世界，今天的世界同样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党的十八大向世人再次宣示：我国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关于这个“总依据”的实践要求，习近平同志是这样告诫全党的：“不仅在经济建设中要始终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也要始终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经济总量低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经济总量提高后仍然要牢记初级阶段；不仅在谋划长远发展时要立足初级阶段，而且在日常工作中也要牢记初级阶段。”[13]

个人解放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视界

无论是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各种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都是基于对人的关怀而产生的。但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各种人本主义的根本差别不在于是否关心人，而在于如何看待人，如何切实实现人的全面解放，表现出历史唯物主义基于世界历史进程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特质。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的宽广人本视界。

在马克思恩格斯探索科学社会主义的时代，德国“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海尔曼·泽米希以十分高调的人道主义论调来消解当时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主张，认为只有他的人道主义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他写道：“为什么要分什么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呢?我们都是人。”[14]“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归根到底都消融在人道主义中了。”[15]怎样才是他所谓的人道主义、如何才能实现他所谓的“真正的社会主义”呢?他甚至天真地以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所产生的自然的、必然的结果已经是真正人类的生活了。”[16]爱是人的本质，于是他宣布：“两性的结合只是爱的最高阶段并且应当是爱的最高阶段，

因为只有自然的东西才是真正的东西，而真正的东西才是道德的东西。”[17]“真正的社会主义者”也关注社会，但是，他们除了抽象的两性之爱的宏论，就是在分与合、全体与集体、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中抽象地议论所谓的“福利”和“类的平等化”。另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鲁道夫·马特伊提出：“我促进总合的福利，也就是促进自身的福利；我促进自身的福利，也就是促进总合的福利。”“因此，最终的结果是单个生命和总合生命的有意识的统一，是和谐。”[18]“有机社会的基础是普遍的平等，它通过个人和普遍之间的对立发展为自由的和谐，发展为单个幸福和普遍幸福的统一，发展为社会的〈!〉公共的〈!〉和谐，发展为普遍和谐的镜像。”[19]他们据此攻击共产主义，认为“人在共产主义中不会意识到自己的本质??共产主义把人的依赖性引导到极端的、最粗暴的关系，引导到对粗暴的物质的依赖，即引导到劳动和享乐之间的分裂。人不能达到自由的道德活动”[20]。

马克思指出，人道主义或人本主义者理论体系中所谓“标准人”[21]，是抽象的人而不是现实的人，从这样的人出发，他们根本弄不清“单个生命和普遍生命之间”为什么会表现为“有时互相斗争，互相敌对，而有时又互相制约，互为基础”的深层原因，也解决不了人的任何现实问题，所有美好动听的主张都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22]这种社会关系就是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基于物质生产的交往关系。随着交往的扩大，特定民族的经济关系必然要“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23]，个人的劳动成果成了“世界市场”的要素，个人活动也成为“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24]。世界市场虽然对于个人来说是“异己的、统治的”力量，但是，无论对于单个个人还是对于单个民族，正是在普遍交往中才能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在普遍交往中，个人之间以及“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因此，“每一个单独的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25]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从另一角度看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可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进程视野中的人的解放，绝不是老子视野中让人民“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君，乐其俗”(《老子·八○章》的小国寡民式的封闭性自我满足，而是人人平等、各民族平等的世界历史性的人的全面解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发展壮大于改革，同样发展壮大于开放。我们的开放，从最初吸收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以发展我国落后生产力的单一目的、局部开放，到今天全面走向世界、引领世界的全方位开放，使中国彻底告别了闭关锁国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性国家。“世界”、“外国”对中国人来说不再是个陌生的、神秘的字眼，相当多的普通中国人开始走出传统的村落、社区、国家，活跃在世界各地，或经商，或留学，或探亲，或旅游，或考察，今天的世界，几乎所到之处都有中国人的身影，各种建设都有中国人的汗水，各种大事、难事的解决都离不开中国人的智慧。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罗伯森认为，全球化本身具有一种“普遍的自律”和“内在的逻辑”[26]。中国人三十多年开放过程的自律和逻辑证明，中国人通过世界化实现了现代化，又通过现代化推进了世界化，从而在社会空间和地理空间上开启了中国人发展进步的世界历史性的新阶段、新高度。这是中国人发展解放的历史性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进步展示出的价值魅力。

共产主义的世界历史性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动力承接

人类历史由地域性历史向世界性历史的转变，既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结果，也是资本扩张的结果。这种结果既是生产力发展使然，也是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历史证明，“只有在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在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27]。资本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28]当资本主义处于经济强势的时候，“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29]。在世界范围内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不平等，都根源于世界市场中的资本关系的强制，这种客观的国际社会关系，使得共产主义不能作为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无论是它的社会主体，还是社会制度本身，都是如此。马克思恩格斯写道：“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0]共产

主义一方面要创造发达的生产力，同时要“占有”人类创造的“现有的生产力总和”，因此，“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正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普遍交往为前提的。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31]。

长期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论家们一直津津乐道于列宁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多国胜利论”发展为“一国胜利论”，而没有认真区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和“社会主义胜利”的根本差别。其实，列宁心里很清楚，他领导苏联人民在资本主义统治的薄弱链条上实现了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要巩固社会主义国家政权并最终建成社会主义那是一件极为艰辛的事业。于是，十月革命后，苏联共产党(布)立即宣布《和平法令》，废除沙俄时代与中国等国家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与德国签订了《不列斯特和约》，一方面实现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改善国家关系，防止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受到攻击，同时帮助中国等亚洲、欧洲国家的共产党，以扩大共产主义力量。经过苏联共产党和各国共产党的努力，无产阶级革命节节胜利，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形成了两个市场、两大阵营，而且几乎平分秋色、势均力敌。由于传统的思维，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制度上的差别视作政治上的水火不容，把国家关系意识形态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为了战胜德、意、日法西斯曾经生死与共的美、英、法、苏、中同盟国，在战争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去时，以英国首相为代表的资本主义世界就挑起了扼杀“共产主义新生婴儿”的冷战，继而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社会主义国家集团的长期对峙和无休止的对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全面开放的视野与世界互动，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活动与外续动力的承接，彻底改变了人们两极对立的“零和”思维方式，形成了全新的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哲学。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全面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致力于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不断扬弃着“地域性共产主义”，也以新的向度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表明，当人类交往由地域性历史进入世界性历史时代，任何国家和民族，只有顺应普遍交往的社会趋势，学会与其他国家和民族共处，学习借鉴其他国家和民族的长处，才能发展和完善自己；社会主义只有不断吸收人类创造的先进文明，建立起真正富有包容活力、发展动力和价值魅力的理论、道路、制度，才能扬弃“地域性共产主义”，走出民族、国家、地区的限定而成为“世界性存在”。

民族性—世界性相互促动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范导效力

一个民族在长期相对封闭的生存生活环境中，会形成鲜明的民族个性，正是这种个性或特有的生存方式、生产方式，维持着民族的统一和发展，使民族及其文化囿固于“地域性存在”方式。然而，当民族与民族之间有了交往，以至交往普遍化时，民族个性中有部分成为适应普遍交往的亲和性因素，它既有利于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也有利于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共同发展，这些成分会因为民族交往而逐渐融合为世界性元素；也有部分则成为阻碍民族交往、抑制民族发展的排他性因素，这些内容就成了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一个民族也只有在民族交往中自觉地抛弃自身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才能融入世界，成为现代民族。一方面，任何经济和科技落后的民族，如果不融入世界市场并遵守其规则，就将被世界所排斥、所抛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在资本的世界市场中，“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不仅物质产品成了公共产品，各民族的精神产品也成了公共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32]另一方面，如果没有自己的民族个性，一个民族就只能被资本主义世界所吞没，不可能有自己的独特地位和独特贡献。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以全方位开放不断扬弃自己的片面性和局限性的同时，又以鲜明的文明个性迎接世界各民族文化，学习并借鉴世界一切先进文化，始终以民族性与世界性的过程张力延绵于当代世界，以独特优势影响世界文明。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基于中国共产党人客观地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开始的。中国特色是中华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与现时代特征相互作用而熔铸的结果，它“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

反映中国人民意愿、适应中国和时代发展进步要求，有着深厚历史渊源和广泛现实基础”[3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的经验在于“结合”——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把中国经验与世界经验结合进来，把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的文化品格是“包容”——国家不分大小一律平等，国家交往建立互信，从而包容不同文明的特殊性，借鉴其他文明的优越性；交往的基本原则是“共赢”——拒斥我富你贫、我安你乱甚至我活你死的思维方式，通过全面合作实现互利共赢；追求的结果是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如果说，“在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下，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模式”[34]，那么，今天我们完全可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存在的价值，就在于它为世人提供了一种学会世界性共处共赢的思维方式，健全全球处世哲学，确立当代中国的“新天下观”[35]。它告诫每一个立志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民族国家，如何学会自尊与尊人，扬长补短，使自己与世界一同进步，共同美好。这就是“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独特的文明发展道路”[36]深深蕴含的“中国品格”。

注释：

[1]有学者关注过马克思的世界历史理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启示意义，参见葛谢飞《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及其对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启示》，《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3年第6期。

[2][2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9、505页。

[3][5][6][7][8][23][24][25][27][30][3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77、40、43、51、61～62、41、39、42、61～62、40、39页。

[4][14][15][16][17][20]海尔曼·泽米希：《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莱茵年鉴》第1卷第172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52、550、540、552、545、540页。

[9][1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9～140、105页。

[10]《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0页。

[11]习近平：《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2013年1月5日)。

[13]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2年11月17日)。

[18]鲁道夫·马特伊：《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莱茵年鉴》第1卷第163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8页。

[19]鲁道夫·马特伊：《社会主义的建筑基石》，《莱茵年鉴》第1卷第16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69页。

[2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翻译为“模范人”(参见第3卷第15页)，2009年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译为“标准人”(参见第1卷第509页)，笔者以为，这一译法更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