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书报告 活得像个人

政治哲学演讲稿

哲学与社会学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 闫心语

老师、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读完《论自由》这本书后的一些感触。

什么是自由，我自由吗？

在第一遍看完《论自由》之后，第一感觉就是痛苦和恐惧。这使我好像又回到了大一第一次上哲学课的感受。以前总认为世界就是世界，人就是人，这不是什么值得深究的问题，但在接触哲学之后，突然就要思考此前从未思考过的，思考此前自己想当然的问题。自由，就是我以前从未思考过的问题。这种感觉真的好差，自己好像一个被骗了好多年的土包子，一下子知道外边还有这么美好的世界，这种美好是此前从未奢望过的，但又不能确定在抛弃旧的东西之后，就能拥有，因此痛苦；就好像有人要把一根在你身体里边陪伴了你十几个春秋的刺拔出来，虽然这根刺可能已经使你的皮肤溃烂，但因为恐惧，还是想让它保持现状，只要不危及生命就好。

自由，是什么？是干自己想干的吗？通常我们都认为自由就是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记得康德在《实践理性批判》中给自由下过一个严苛的定义：自由行动就是自主行动，自主行动就是根据自己制定的法则去行动，而不是根据自然法则或因果规律去行动。在康德看来与自主行动（自律）相对立的一面就是他律，他律也就是按照欲望和冲动等去行动，并非自己的选择。在阅读完《论自由》之后，感觉密尔和康德在对自由的理解上是有共鸣的：真正的自由不是迎合大众，而是自己的抉择。

我自由吗？在看完书的几天浑浑噩噩的思考半思考后，答案是否定的。此前一直都是不自由的。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父母老师眼中的乖孩子，同学眼中的好朋友，一直都活在别人的观点中，做着大家期待我做的事，喜欢或者讨厌着大家喜欢或者讨厌的事情，以至于一些本来只关涉个性或者个体行为的词语，如“爱好”，“拍照”，严格意义上已经不能用来表现个性。爱好，变成了顾及别人感受的一件工具。这样看来自是极不自由的。放眼整个社会，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大家的行为都越来越趋向一致，整个社会都是千人一面，人民之间彼此完全一样，同样的的训诫和道德规则支配着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公共舆论体系一统天下，人们没有运用理性的机会，也没有必要去运用理性了。现在，公共舆论更是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一方面可以通过它向政府施压来解决一些贪污腐败等的问

题，例如很曾一度很火的“表叔”。公共舆论借用网络这一媒介也揭露了很多贪污腐败的官员；另一方面，公共舆论却是十分排异的，它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不能容忍个性的凸显，以至于导致人们想事做事都迎合公共舆论，例如网络水军的出现，一个热点话题的出现，大家就会立马跟风。有一段时间网上疯传一个帖子“中国式过马路”，于是网友们就纷纷站出来对中国人的素质进行批评。而到后边的时候，一位权威人士发表了一篇文章，说不要事事都扯上中国人素质等的话语，文章一发表，网友们又纷纷跟帖，其观点也来了个大转弯。

卢梭有一句话，“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是不是就是说既然现实中我们的自由受着各种训诫、道德规则和公共舆论等的诸多限制，自由是不可能的。我想不是这样的，社会中个人，为了不在行使自由的时候不互相损害彼此行使自由的权利，就需要有一个前提性的措施来保障众人的自由，所以在这儿，我把“枷锁”理解为保障众人自由而采取的措施。这个“枷锁”是用在个人关涉他人行为的部分，而对于个人主要涉己的行为是不应当也不能受到干涉和制约的。密尔在《论自由》中所要说的正是，这样一种涉己行为的自由对于个人的完善以及社会的发展来说都是极为有益的。所以，这本书给现世人的启示就应该有两个方面：第一，个人应该为自己的自由努力，把自己从他人的视角中、期待中解放出来；第二，社会也要从习俗、大众意见的视角中解放出来，应该更加宽容。

密尔在本书的第一章中，提到一个很形象的例子来说明时刻保持对统治者警惕的必要性。在现代社会中，利益的纷繁复杂以及冲突，统治者的权力是有必要的，但也是高度危险的，“因为作为武器它不仅可以用来抵御外敌，还会被用来对付其臣民。这就好比在一个群体中，为了保护更为弱小者免遭无数秃鹰捕食，有必要由一个比其余者都更强的鹰王受命进行统御。但是这个鹰王对群体的危害实不亚于那些小一号的贪婪者，于是群体又不得不对鹰王的尖嘴利爪时刻加以提防。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是，在必须容忍统治者向群体施用权力的同时，为之设置某些限制，这些限制就是他们所谓的自由。”不论是之前无数个单个的秃鹰还是现在拥有更多权力的鹰王，不论是刚开始以侵略者姿态，还是以保卫者的姿态，他们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但这二者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对于后者，人们会更加放松心理防备。起初，众人还保留着一点谁是“聘请来的保卫者”，谁是“真正的主人翁”的意识，他们保卫众人的利益，众人付给其工资，你干的不好，人们就有权解雇你；但渐渐地，这些保卫者的权利越来越大，成为这个城邦的主人翁，众人也把成服于他当做是一种使然的结果。所以，现在要做到真正地爱国，不得不去追本溯源去思考国家与统治者哪个才是应该去保护的，哪个才是应该时刻提防的。此前，每逢提到爱国这个词儿，我头脑中最先涌现出的就是执政者的形象，或者是想到党、党领导类似的词儿，而不是中国的疆域地图等的，在

今天的中国，像我这样的人可能还不在少数。某个组织或个人领导这个国家并不等于这个国家极为这个组织或个人所有，“爱国”究竟爱的是哪个？看起来这是一个非常浅显的问题，但这却是现在我们社会亟待需要在人们的意识中扭转的关键点。而要改变众人意识中这些常识性的概念的偏差，就需要理论家，在现在的中国，也就是需要有自由意识的理性的公民，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一个有自由意识的理性的公民应该时刻有着改革的意识，如果固步自封，长此以往某一体制、文化传统或者习俗势必势必统领全国，成为信仰般的存在。改革，是永远不会衰老的话题。无论是伴随着社会发展的渐行渐进的改革，还是经过很长时间停滞之后的突然的爆发，改革都不会消失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中。细数各个国家曾经的改革，英国的“光荣革命”是损失最小，改革的结果也尽如人意的一个；而中国伴随着几千年习俗的专制，迈入近代后所承受的代价是巨大的。欧洲何以不至遭此命运？用密尔的话说，就是“欧洲各兄弟民族何以成为人类的进取之群，而不为静止之邦？不是由于他们之中有着更为优秀的卓越品质，这种品质即便有，也是结果而不是原因；而是由于他们的性格与教养异常歧异多元。”换句话说，因为欧洲的人民的个性是多种多样的，因此由他们组成的社会是充满着活力的，因此改革始终时时刻刻地伴随着他们，所以他们的改革是和社会的的发展同步的；而中国一个停滞就停了几千年，其改革也如狂风暴雨般。所以，社会中个体的个性的多样性是很重要的，而又要如何做才能保持这种个性的多样性呢？或者说，怎样协调个人与权威之间的关系呢？有两方面：第一，个人自身要有自由的意识，并去维护自己的自由权利；第二，社会和政府要宽容，应该给予民众选择的机会和犯错的机会，不要因为不知怎样制作英雄就连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弃掉。关于第一点，前边已经有所表述，关于第二点，我是赞同这样一种观点的：政府在更多的时候应该扮演的是有限政府的角色，不应该积极的促进个人的自由。消极自由主义是理性的，这种理性是经验性的、试错性的、批判性的理性，政府必须要给予人们这种理性实践的机会。并且很多事情反倒由于政府的干预而变得更糟。例如，强制的全国性的国家教育，对市场 的干预等。在国内，上市的公司几乎都是国营或者与国家某个部门合作的，这就导致很多私企没有办法与以国家为后盾的企业的相互竞争的；而且，恰恰因为国家在这方面的干涉，也导致了贪污行贿成风，导致市场上的风气很不好。很多有经验的股民都说，在国内是不敢买那些偶尔上市的私企的股票的，因为他们在上市前已经用他们的大部分资金去行贿。从这些实际情况足可以看出政府干涉之后的糟糕性的。

人们容易把从自身生活中得来的规则视为不证自明和理所当然，所以要想使一个思想普遍被人们所接受，那么就很有必要先从那些扎根于人们思想深处的习惯的概念说起。接下来我就先从我自己的角度谈谈《论自由》给我带来的新发现。

第一，“统治者与人民合为一体”与“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有什么不同呢，为什么密尔在本书中强调“限制统治者的权力”才是保障自由的更好的措施呢？“统治者与人民合为一体，统治者的利益和意志就应该是国民的利益和意志”，听起来很熟悉，在初中课本和高中课本里经常可以看到一句话，“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类似于这样的表达对人民是极具诱惑力的，当某一个人或某一群人这样说：“×××是你们利益的捍卫者，是你们意志的执行者。”大家都欢呼雀跃着把自己的权利交给了这个人或这一群人，也不经思考的把自己划入这个“大多数”中来，且就从个人的角度思考，能永远保证一个人始终属于这个“大多数”吗？作为一个人，在社会中扮演着很多角色，如，子女、学生、室友、同学、消费者、生产者等，同时还有很多临时性的角色，如某一趟列车的乘客，每个人扮演的角色如此之多，并且每个人又因年龄、社会地位、工作等等的因素，彼此之间所扮演的角色又呈现出明显的不同，因此每个人是不能在任何时候都保证自己属于这个“大多数”的，很有可能在扮演的一个或者几个角色就属于少数；再者，对于这个“大多数”是如何界定的，“大多数”的意志和利益究竟指的的是哪一个群体也就不知从何而知了。在一个只有1000人的组织中，700人是这个组织的大多数，在一个有1亿人的组织中，700人只是少数，再假设一个国家有100001000人，其中只有1000个人热心于参与政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那么这个国家领导者所说的多数可能就是很有限的了，密尔在书中也这样说到“人民的意志实际上只是大多数人的意志，或者是人民中最活跃的一部分人的意志；而所谓的大多数又或者只是使他们自己成功地被接受为大多数的那些人而已；结果就是人们也会要求压迫总体中的一部分人”，并且大多数人所作出的决策也未必就比某一个人的高明多少。再回过头来看“限制统治者的权力”，它就不会引出像前者那么多的问题。揣测别人的意图是好还是坏，总是没有自己抉择容易。每个人都是各自利益的内在拥有者，如果很多事情由他们自己去选择，其结果会比由政府替他们决定要好很多。第二，中国语境下的暴政。暴政，在中国语境下可能只限于那种直接的对人民构成侵害的行为，会想到像 商纣王这样的昏君不顾国家江山社稷而纵情享乐，残害忠良的恶劣行径。这样的话，暴政的语义就变得非常狭窄，仅仅是指一些政治压迫，政治残害的具体的行为，在这个狭窄意义之外的行为，就算在怎么恶劣，也不会有人想到给它以暴政的标签。比起施加于民众身体上的“暴政”，精神的“暴政”就更加后患无穷。精神的“暴政”也就是人们的心灵受到了束缚，亦或者是人们的价值观遭到了扭曲。人不能想自己所想，从而失去了人之为人的最基本的要素。密尔在书中说到“仅仅防范各级官府的暴政是不够的，还需防范优势意见和大众情感的暴政，防范社会即便不用民事惩罚，也能有法将自己的观念和做法作为行为准则强加于异见者的趋势，防范社会束缚与自

己不相一致的个性的发展，甚至有可能遏止其形成，从而使所有人都必须按照社会自身的模式来塑造自己的那种倾向”，这一段话我把它视作精神层面的“暴政”。这一种方式的暴政，人们往往不易察觉，从而反抗也就更不知从何说起了。那么究竟有没有方法防范呢？有，就是要通过限制政府的权力，避免家长式的法律法规的颁布等硬措施，和社会增加宽容度的软措施来保障公民的自由的权利，给公民自由去实践他们的理性，从而来防范这种精神层面的“暴政”。

读书中遇到的困惑

密尔在书的第五章提出了自由的两条准则：第一，只要个人行为仅关一己利害而与他人无干，个人就无需对社会负责。如果有人觉得有必要维护自身利益，不妨对其进行忠告、规诫、劝导乃至回避，社会能够正当的对其行为表达厌恶与责难的措施，仅此而已。第二，对于其任何有损他人利益的行为，个人都应对社会负责，并且如果社会觉得为了自身安全必须施予某种惩处，则行事者还应受到社会舆论或法律的惩罚。原则的第一条说明，个人仅仅涉己的的行为是不应该受到干涉的，理论上也就可以说一个人有处置自己自由的自由，但密尔在第五章中又提到说：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一个人被允许让渡他的自由，这也不是真正的自由，就像他举的一个例子：在多数文明国家，一项将自己卖身为奴或任凭人将自己卖为奴隶的契约，是无效的。密尔在后边又解释到：倘若一人自卖为奴，就失去了自由，并且他今后也失去了运用自由的机会，这样一来，他以后的人生就是不自由的。于是他得出这一点：自由原则不允许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但是从他的整本书来看，明显可以看出，个人享有自己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由于私德的缺陷选择出卖自己的自由，是不应该受到他人干涉的。究竟这种出卖自由的自由权利应不应该受到干涉？

密尔在谈论社会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度时，他假设人心的本质是纯善的。倘若一个人的私德是真的很不好，他虽没有伤及他人，但他的品行是愚蠢的，甚至可称卑污下贱，在这种时候又不能随便干预他，只能依靠善意的劝诱。但人的本性究竟是不是纯良呢？倘若是还好，对于这一类私德不好的人，就可以通过说服、劝导的方式使其发展得更好；倘若不是了，仅仅通过这一类方式行不通的话，那这个私德不好的人岂不是要一直这样，那像这样的一群人呢？

密尔在谈及为了防止犯罪或意外事故，自由可以在何种程度上被合法侵犯时，用到了两个例子。一个是如果毒药的购买和使用从不会被用于杀人以外的目的，那么禁止其生产和销售就是正当合理的；另一个是，如果一个公职人员乃至任何人，深知某座桥梁已岌岌可危，却见有人试图从桥上通过，而仓促之间又来不及警告，他们就可以一把抓住他将他拖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