砷污染 案例

郴州砷污染事故阴影犹在 政府缺席土壤污染防治 (2) “我们承认，新的污染源还没有完全有效控制，历史遗留问题也没有根本解决，土壤污染问题形势依然严峻”

依旧是个未知数

事发后，由郴州市、苏仙区两级政府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调查结果表明，离村庄不远的郴州砷制品厂，因生产过程中将不允许外排的闭路循环废水直接排放，导致部分村民不同程度地发生砷污染急性中毒和亚急性中毒，相继有380名村民住院治疗，两人死亡。

随后，经长沙市土地肥料测试中心监测：大部分水田轻度污染，暂不能继续种植水稻，需要长时间施大量磷肥改良土壤或改造成旱地种植其他农作物。其中，轻度污染189亩、中度污染107亩、无污染175亩。水田污染损失以10年间接和直接损失鉴定为84.7万元。 “砷中毒事件发生后的两年时间里，百姓都不敢下田。”5月5日，邓家塘村村长段华峰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忆说。

邓家塘村12组组长李国金告诉本刊记者，2002年，受污严重的几个村民小组将污染企业告上了法庭，村民得到赔偿后，地方政府鲜有过问土地使用情况。

对于受污水田如何修复，需要多久，依旧是个未知数。

邓家塘乡乡长李旭平亦向本刊记者坦承，事发至今，乡政府已经换届几任领导，在他任上，没有专门检测过，这么多年来，受污染土壤的砷金属含量是否降低，他也不知情。 为解决农田大面积抛荒，村委会采取了土地流转的方式，将农田承包给租户，用于稻谷培种、种植烤烟等非农作物，出租农田的村民每年每亩可得到120元左右的租金。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环境修复中心主任陈同斌告诉本刊记者，土壤一旦发生污染，短时间内很难修复，相比水、大气、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治理，土壤污染是最难解决的。

郴州市、苏仙区两级环保局及农业局工作人员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重金属污染一直是他们严控重管的领域，对土壤污染的治理修复，他们仍处在探索阶段，尚未找到可供大面积全面推广，且百姓容易接受的方法。

时至今日，离事发已11年，近一个轮回，砷污染的阴影依然没有消散。 当地村民和政府的一块心病

有湖南“南大门”之称的郴州，虽然总面积只有1.94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1/500，但却拥有着储量居全国首位的钨、钕、铋和钼，储量居全国第三位和第四位的锡和锌，储量居全国第十三位的铅，郴州也因此被誉为“有色金属之乡”。

然而，赞誉的背后却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有色金属产业给郴州带来巨大财富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前后的十多年里，郴州市临武县三十六湾处于掠夺式开采阶段，高峰时，这块仅49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有10万采矿大军蚁聚于此，疯狂掘金。郴州市环保局副局长张继耀告诉本刊记者，最后动用武装警察力量，以及采取多部门联合执法方式，非法矿区才勉强得以取缔。

张继耀至今仍记得，2010年1月下旬，国家发改委组织环保部、科技部等8部委来湘调研，看到三十六湾被挖得千疮百孔的山头后，一位官员眉头紧锁，表情严肃地说了四个字：“触目惊心！”

这种粗放式排放留下的后遗症成了当地村民与政府的一块心病。郴州市农业局主任科员何红军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郴州土壤重金属的自然背景值比湖南省有色金属平均值要高出两倍多，而土壤污染影响是根本性的，如不加以有效防治，仅靠土壤自然恢复，一般需要两三百年。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薛南冬博士告诉本刊记者，土壤重金属具有生物累积性，可以直接或间接威胁人类健康，粮食、蔬菜乃至饮用水中的重金属含量与土壤重金属污染直接相关，耕地重金属污染成了威胁农产品质量和人类健康的隐患。

土壤修复的科学探索

“与河流比，土壤重金属污染更加严重一些，且土壤污染更加复杂。”陈同斌告诉本刊记者。

事实上，如何有效消除环境中的重金属污染物，已成为世界性难题。一位受访专家告诉本刊记者，全世界已发现400多种超富集植物，但大多数超富集植物都有生物量小、生长缓慢、抵抗力弱、种子少、缺乏与当地植物竞争的能力等缺点，因此，能够真正应用于植物修复技术的超富集植物并不多。目前，土壤重金属污染最有效方法是寻找超富集植物进行植物修复。

从1997年开始调查土壤污染状况的陈同斌发现，耕地污染包括有机物污染、无机物污染等，中国的土壤污染以重金属污染为主。

陈同斌说，只要找到合适的植物，就能对应不同的重金属。1999年，他在中国本土发现了世界上第一种砷的超富集植物——蜈蚣草。

时隔一年后，恰逢邓家塘砷污染事件爆发。陈同斌通过对该村土壤检测，结果显示，砷含量超出国家《土壤环境质量标准》规定的污染标准1倍至30多倍，大部分在两三倍，相比于污染前的土壤含砷量，污染后的土壤含砷量增加5倍至100倍。

在全国考察重金属污染时，陈同斌也发现，最严重的就是砷污染。砷是一种有毒的物质，其三价的氧化物俗称“砒霜”，能让接触者患皮肤病或癌症等。

这一年，陈同斌便带领重金属污染土壤植物修复团队在湖南郴州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砷污染修复基地。

他告诉本刊记者，蜈蚣草是一种通过孢子繁殖的蕨类植物，通过根系，将土壤中的重金属吸收到体内，并转移到地上部分。通过蜈蚣草的吸附、收割，三至五年内，这片土地就可以修复。

为了缩短净化的时间，原本一年割一茬的蜈蚣草，现每年割三茬。经陈同斌测算，蜈蚣草一年一亩地大约能吸附7公斤到13公斤的含砷量。

陈同斌还透露，去年10月，由国家总投入2450多万元的蜈蚣草修复项目，已经在广西环江地区、云南个旧、湖南、江西等地成规模展开，总修复农田面积达到1000～2000亩，“这已成为世界范围内最大面积的重金属污染农田修复”。

经过长期的摸索，陈同斌将修复技术从单纯的超富集植物修复技术逐步发展成超富集植物与经济作物间作的边修复、边生产的新型修复模式，即将蜈蚣草与经济作物套种的方法——一行种植农作物，一行种植蜈蚣草，以此来增加农民的经济收入。

陈同斌介绍，除了蜈蚣草之外，超富集植物还有东南景天，这是在广东种植的专门修复镉中毒农田的植物，现东南景天在全国也有上百亩的试验基地。

在西北，数百亩盐碱土地上，种植了被称作吸毒解毒高手的竹柳，它不仅耐寒、耐旱、耐涝、抗盐碱，还可以吸收城市污水，消除氮磷钾。

现实中的难题

从理论上说，植物修复技术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修复是可行的，但是，在实践推行中，却遇到了问题。

何红军告诉本刊记者，因科研需要，他们之前在郴州市苏仙区白露塘镇连续6年试种“蜈蚣草”，部分含砷的污染土壤得到改善，但是，百姓的积极性并不高，推广难度大。何红军解释，蜈蚣草种植时间长，加上成本大，没有经济效益，百姓宁愿抛荒，也不愿作这种尝试。

何红军说，一方面是百姓不买账，另一方面，种植蜈蚣草所需的经费，地方政府也无法给予支持。

陈同斌对大面积使用这种方法，亦持保留态度——问题出在资金上。

他说，使用植物修复法平均每亩的价格达到了两万元，而且还要连续种植数年，“对于农民来说，这个负担很沉重，除非政府能有补贴”。

陈同斌告诉本刊记者，2001年，他们租了邓家塘村15亩地，租金为200元/亩。但种植约4年后，陈同斌退出了郴州。对于退出的理由，陈同斌说，除邓家塘没有大规模的种苗

基地外，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当地政府支持力度不大。

对这一说法，邓家塘乡乡长李旭平事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回应，如果没有上级部门的专项资金拨付，乡政府无能为力。

陈同斌举例说，广西环江受污染土地达万亩，如果要全部修复，总投资至少需要几千万到1亿元，这对当地财政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

公开报道显示，在广西，蜈蚣草就和制造工业乙醇的能源甘蔗种在一起。在其他地方，蜈蚣草还能和桑树、苎麻一起套种，为农民带来一定的经济收入。

问题是，在郴州，套种也遇到了阻碍。

张继耀告诉本刊记者，2009年，该局在郴州市嘉禾县进行试点，种植了200多亩苎麻，为解决销售问题，环保局通过协调，指定了一家定点加工企业，但由于种植面积小，没有形成规模，加之百姓传统的种植习惯问题，以及利润不高，“该厂至今没有开工生产”。

更令人悲观的是，植物修复法也并非万能之策。

陈同斌告诉本刊记者，当前受污染的土壤，多数是量大面广的中低浓度污染，植物修复法是首选，效果也较为明显。可是，土壤中的高浓度污染物，则无法解决，即便采用植物修复法，时间漫长，也不是上乘之举，只能采取种植非农作物的方法。

还在等待答案

薛南冬认为，摸清家底应该成为土壤污染防治的第一步。我国的土壤污染分布广，局部地区突出，只有调查清楚全国土壤污染的现状及其危害，才能找出原因并提出对策和治理措施，才能出台防治土壤污染的法律。

谈及邓家塘蓄积11年的问题如何解决时，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郴州市苏仙区环保局副局长雷湘一个劲地倒苦水，她说，“历史遗留问题较多，缺乏技术支撑，以及土壤污染治理专项资金，是摆在基层环保部门面前的现实困境。”

“邓家塘村这种情况，基本解决不了。”雷湘直言。

在本刊记者采访过程中，不管是百姓还是官员，资金短缺是提及最多的一个词眼，这也是农村环境治理面临的难题之一。

何红军亦表示，土壤污染修复面临最大的困难在于，一是经费没保证，设备没保障；二是人力和能力都十分有限。

雷湘认为，光靠县区环保机构还不够，应延伸至基层乡镇一级，目前，环保机构的构架像一个倒金字塔结构，越到基层，环保工作人员越匮乏。而乡镇往往掌握着最底层的环保信息，人员的配比不能满足发展要求。

相关数据显示，在环保机构中，多数省级环保部门没有负责农村环保的环境保护专门处室，县级环保部门工作力量更为薄弱，绝大多数乡镇没有专门的环保机构和人员编制，缺乏必要的监测、监察设备。

在张继耀看来，日后的工作重点及重心应遵循“不欠新账，多还旧账”的治理原则，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