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六十年祭_周文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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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一见证1954年10

　　月遭受举国批

　　判前后的中年

　　俞平伯

　　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判事件六十年祭

　　周文毅

　　一、首批俞平伯

　　1954年10月16日，毛泽东发出《关于〈红楼梦〉

　　研究问题的信》，发动对学者、作家俞平伯在《红楼

　　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论”观点的批判运动。

　　这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意识形态领域第一场针对

　　个人的大批判运动。

　　这一天，北京应该是个宜人的秋日。因为据俞

　　平伯姐夫许宝蘅日记记载，上一天是个大晴天，他

　　和几个为末代皇帝溥仪一起做过事的老同事，结伴

　　游了北海：

　　10月15日，十九日甲辰。九时三刻到

　　北海双虹榭，勉甫已至，少顷农先伉俪、觉大约是1951年，有一天俞平伯因父亲去世等原因找我借钱，我答应帮助他从上海棠棣书店预支稿费旧币二百万元（新币二百元）。开棠棣书店的徐氏兄弟是鲁迅也就与姐夫他们游北海隔了一天，俞平伯居然会逢上他55岁人生最倒霉的日子。说起来，也是因为他四年前（1950年）缺钱花，去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编辑的文怀沙想法子。1999年，年已九秩的文怀沙回忆当时还不胜唏嘘：先续至，风日晴和，游人无多，颇为静爽。（《许宝蘅日记》第五册第1815页，中华书局，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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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见证

　　的同乡，书店的名字还是鲁迅改的。他们请我主编一套古典文学丛刊，我就同俞平伯商量：把二十七年前出的《〈红楼梦〉辨》再加新作，再出一次怎么样？俞平伯在旧作的黄纸上用红墨水删改，用浆糊、剪刀贴贴剪剪，弄成一本十三万字的书稿。徐氏兄弟是自负盈亏，担心《〈红楼梦〉辨》当年只印五百本，现在能否畅销。没想到销路很好，印了六版。据说喜欢《红楼梦》的毛泽东读后，还把统战部的李维汉、徐冰找来，后来便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文怀沙的回忆应是不谬。他在解放前后之交，当过上海棠棣书店的文字编辑。于是俞平伯接受了他的建议，将自己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红学专著《〈红楼梦〉辨》，增补了1950年以来他在《文汇报》等报刊上的几篇红学论文为新内容，起了一个新书名《红楼梦研究》，便交文怀沙拿去出版，所以该书是俞自己作的序，后面的跋则是他请文怀沙作的。只是文把俞找他的时间记错了。查《俞平伯年谱》，俞父陛云逝于1950年10月12日。“父亲俞陛云逝世，为之悲恸万分。因与棠棣出版社有成约，准备出版《红楼梦研究》，所以，不得不勉力删改旧稿。”（孙玉蓉编纂：《俞平伯年谱》第26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可见俞平伯接受文怀沙出书赚钱的建议并开始着手，应该是1950年而并非1951年。俞父陛云是清末翰林院编修，他自1924年买下北京东城朝阳门内老君堂胡同79号宅第后，一直与单传之子俞平伯夫妇住在一起，乃父患病直至去世，作为传统文化修养深厚的孝子俞平伯，是会花空囊箧的。

　　正如文怀沙所言，1952年3月《红楼梦研究》出版后“没想到销路很好”，《文艺报》发文专门作了推介，人民文学出版社上门约俞平伯校勘整理《红楼梦》八十回本。1954年8月，俞平伯确如文怀沙回忆所说，被故乡浙江省一届人大选举为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俞平伯虽然生长在苏州，后来生活在北京，但他祖籍是浙江德清，所以当时与在京的浙籍人士周建人、马寅初、许宝驹、冯雪峰等一起被放在浙江参选。是不是毛泽东“把俞平伯补为全国人大代表”的？没找到资料佐证。不过，毛泽东关注过他的红楼梦研究，倒是给文怀沙说对了。据曾给毛泽东管理

　　图书和报刊的徐中远著书称，“笔者知道在毛泽东阅读批注过的图书中”，就有俞平伯的1923年上海亚东图书馆版的《〈红楼梦〉辨》，“特别是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毛泽东读得很仔细，差不多从头到尾都有批注、圈划，不少地方除批注、划道道外，还划上了问号。后来，笔者在整理图书工作中，有意识数了一下，他在这本书上划的问号一共有50多个。”（徐中远：《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第52-53页，华文出版社，1997年）一本8万左右字数的薄书，居然打上“50多个”问号，说明毛泽东对俞平伯该作存有不少质疑，无怪他后来会支持“两个小人物”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中的观点。

　　1954年初，俞平伯还将他发表在香港《大公报》“新野”副刊上总题为《读〈红楼梦〉随笔》系列文章的前4篇，集中改写成关于《红楼梦》传统性、独创性和著书情况的论文《〈红楼梦〉简论》，发表在北京《新建设》3月号上。他没有想到，就是这篇论文，率先招致领袖毛泽东支持的两个“小人物”袭来的批判锋芒。

　　这两个“小人物”，一个叫李希凡、当年26岁，一个叫蓝翎、当年22岁，两人是山东大学中文系同学。1954年5月，他们合作了第一篇批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的论文《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因李当时是《文艺报》的通讯员，文章便先投寄该报，但近三个月都泥牛入海无消息，于是他们又转投在母校山东大学留校任学报《文史哲》编辑的上届师兄葛懋春，马上被该刊9月号登出。

　　令两个年轻人做梦也没想到的是，区区一篇评论文章居然给他们带来了“出人头地”（蓝翎语）的好运。“9月中旬，当时在文化部文艺处任职的毛泽东的夫人江青，拿着这篇文章到《人民日报》编辑部，要求中共中央机关报予以转载，以期展开对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人民日报》及有关主管部门负责人周扬等认为，‘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不同意转载。后经折衷，指定在中国文联机关刊物《文艺报》第18期上全文转载。《文艺报》主编冯雪峰出面会见了两位青年作者，商谈了文章观点及编辑事宜。”（邱石编：《共和国重大事件和决策内幕》第154-155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

　　也就是因为有了冯雪峰的会见，两个年轻人的处女作经冯雪峰加上“编者按”以后转载《文艺报》，而且他们合作的第二篇批俞论文《评〈红楼梦研究〉》，更是登堂入室上了《光明日报》。蓝翎回忆该文出炉前的情景：他和李希凡由中国作家协会古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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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部主任兼《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主编陈翔鹤陪同去见冯雪峰，“当冯雪峰同我们刚谈完转载文章的事以后，陈翔鹤立即提出，约我们也给‘文学遗产’写一篇文章。我们表示，8月间已寄过去《评〈红楼梦研究〉》的稿子，不知收到没有。他一听很惊奇，说，还不知道，回去找一找。稿子很快发表在10月10日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专版。”（蓝翎：《四十年间半部书》，《思想的时代》第318-319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

　　1954年这一年份，对领袖毛泽东而言，确是新中国成立后首度遇上的丰年。2月6日至10日，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公报称：“从一九五〇年六月党的三中全会到现在，已经过了三年半，在这个期间党的中央政治局以毛泽东同志为首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巨大的工作。”“在这期间，党中央领导着全党和全国人民进行了抗美援朝运动、和平解放西藏、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三反’‘五反’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社会改革运动。”另外，在1954年，“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取得空前成效，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执行，江淮流域特大洪水最终被战胜，全国首次实行的人大代表普选顺利完成，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胜利召开，第一部宪法被全国人大会议全票通过。61岁的毛泽东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发动开展三年前他写下《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时就想发动而没有真正发动起来的文艺界“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了。

　　笔者手头有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毛泽东文集》第六卷，两书分别收入毛泽东此信，但两相对照后，发现两个版本虽然文字完全一样，却有三处不一样的地方。由于后个版本末尾注有“根据手稿刊印”的字样，比较符合原貌，故据其照录：

　　各同志：

　　驳俞平伯的两篇文章附上，请一阅。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青年团员。他们起初写信给《文艺报》请问可不可以批评俞平伯，被置之不理。他们不得已写信给他们的母校——山东大学的老师，获得了支持，并

　　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当 　毛泽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六日在该校刊物《文史哲》上登出了他们的文章驳《红楼梦简论》。问题又回到了北京，有人要求将此文在《人民日报》上转载，以期引起争论，展开批评，又被某些人以种种理由（主要是“小人物的文章”，“党报不是自由辩论的场所”）给以反对，不能实现；结果成立妥协，被允许在《文艺报》转载此文。嗣后，《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栏又发表了这两个青年的驳俞平伯《红楼梦研究》一书的文章。看样子，这个反对在古典文学领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斗争，也许可以开展起来了。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拦阻，他们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这同影片《清宫秘史》和《武训传》放映时候的情形几乎是相同的。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武训传》虽然批判了，却至今没有引出教训，又出现了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的奇怪事情，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1972年，俞平伯从河南“五七干校”回到北京后，与京城学界“苏州五老”

　　叶圣陶（后左）、王伯祥（前右）、章元善（后中）、顾颉刚（前左）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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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玲、冯雪峰、习仲勋、何其芳诸同志阅，退毛泽东’”。

　　三是作者特别注明“退毛泽东”，说明他当时想将此信的流布控制在比较小的范围内。

　　按两个“小人物”之一李希凡的说法，此信是毛泽东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批语最多”的批示件。（李希凡：《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思想的时代》第355页，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无怪乎，“李希凡文革中把毛主席谈《红楼梦》的信放大贴满家中一面墙”。（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第1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新近出版的《毛泽东年谱（1949—1976）》披露 了一个细节：“此信附有毛泽东批阅过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和《评〈红楼梦研究〉》两篇文 章。”（ 逄先知、冯蕙主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二卷第298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该《年谱》还称：毛泽东针对《文艺报》转载《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由冯雪峰所写的编者按，写了多处批语。

　　俞平伯苏州故居曲园内的“曲池”今貌。当年曾祖父俞樾曾

　　与夫人一同坐在池中小舟“小浮梅”上促膝闲谈《红楼梦》

　　“编者按说：‘他们试着从科学的观点对俞平伯先生在《〈红楼梦〉简论》一文中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毛泽东批注：‘不过是不成熟的试作。’编者按说‘作者的意见显然还有不够周密和不够全面的地方。’毛泽东批注：‘对两青年的缺点则决不饶过。’‘很成熟的文章，妄加驳斥。’编者按说，转载这篇文章希望引起讨论，使我们对《红楼梦》有‘更深刻和更正确的了解’；只有继续深入地研究，才能使我们的了解‘更深刻和周密’。毛泽东批注：‘不应当承认俞平伯的观点是正确的。’‘不是更深刻周密的问题，而是批判错误思想的问题。’对《评〈红楼梦研究〉》一文也写下了多处批语。文中说：‘贾氏的衰败不是一个家庭的问题，也不仅仅是贾氏家族兴衰的命运，而是整个封建官僚地主阶级，在逐渐形成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必然走向崩溃的征兆。’毛泽东批注：‘这个问题值得研究。’文中说：‘这样的豪华享受，单依靠向农民索取地租还不能维持，唯一的出路只有大量的借高利贷，因而它的经济基础必然要 走向崩溃。’毛泽东批注：‘这一点讲得有缺 点。’对文中引用俞平伯在《〈红楼梦〉研究》中的一段话

　　‘原来批评文学的眼光是很容

　　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平心而论，此信的文字确属上乘，其叙述时流畅而简括，强调时上挂而下联，抨击时尖锐而沉重，且熔严肃幽默、讥讽嬉笑于一炉。无怪信中真正被批判的胡适要对学生唐德刚评价道：“共产党里白话文写得最好的还是毛泽东。”（《胡适口述自传》第203页，唐德刚译，华文出版社，1989年）

　　然而，上述两个版本究竟有哪三处不一样的地方呢？

　　一是前个版本载明，关于“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不应当对他们投降”一段，是排在正文表述的，而后个版本的这一段，载明是作者署名后作附言形式写下的。

　　二是前个版本没有抬头“各同志”，而是直接刊印正文，让人不知道阅信人都是谁。而后个版本不仅有“各同志”的抬头，而且注释[1]还注明：“毛泽东在这封信的信封上写有：‘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朱德、邓小平、胡绳、彭真、董老、林老、彭德怀、陆定一、胡乔木、陈伯达、郭沫若、沈雁冰、邓拓、袁水拍、林淡秋、周扬、林枫、凯丰、田家英、林默涵、张际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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