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中国的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中国贫富差距扩大的主要原因之一。

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在现代国家中几乎是不言自明的，现代社会公民应当享有这一项基本权利。当今世界多数国家的宪法都有公民迁徙自由的规定，如美国、日本、德国、瑞典、意大利等国家都在本国宪法中赋予公民迁徙自由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亦在判例中确认，美国公民有移居任何一州并享受移居州公民同等待遇的权利。迁徙自由也是联合国确认和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规定了公民有迁徙和选择住所的自由。

但这个不言自明的权利在我国这里是并不存在的。

户籍制度构建了城乡二元结构，并先天制造出一个二等公民阶层——农民。

农民为什么成为二等公民?

自TG创始以来，农民对中国的革命和建设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建国前，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共28年的历程，无论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还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都主要是由农民组成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仅江西兴国这个仅有20来万人的小县就有8万儿郎当红军，其中建国后登记有姓名的烈士兴国县就有二万五千人，这些人中至少有90%是农民，可以说没有这些农民出生的战士就没有新中国的建立。

农民不仅参军参战，而且积极拥军支前。陈毅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山东农民用小车推出来的。当时解放区流行一段顺口溜：“最后一把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床被盖在担架上，最后的亲骨肉送到战场上。”这充分说明，农民的支持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终于建国了，农民都分到了土地，他们是小土地所有者，小土地所有者跟知乎上的诸位一样，都是小资。太祖当时就说过，我们只是一个小资产的汪洋大海，说的就是当时农民成为小土地所有者的时候。

因为小资高度分散，没有集中表达意愿的可能，因此政府在农村实行“村社制”，城市实行“单位制”。又因为中国工业基本上是一穷二白。为了迅速增强国力，能够站稳脚跟，TG向苏联学习，采取了通过剥夺农业、农村、农民来聚集资金的工业化、城市化道路。主要的手段是土地公有化，农民又失去了土地。

当时太祖提出，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他认为土地改革后，只破坏了封建所有制，没有破坏资本主义所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农业合作化便是最后地消灭资本主义。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他把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看成是一场阶级斗争，认为解决农业合作化问题，也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

这样农民不仅是改造的对象，而且成了无产阶级的专政对象。农民在集体所有制下，不仅剥夺了经济权利，也被剥夺了民主权利，一切只能依附于集体，依附于各级干部，失去了生产的主动权，也失去了经营的主动权，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监督权统统都没有了。

1958年正式实行的城乡户籍制度，进一步剥夺了农民的迁移权。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形成了我国城市和农村二元结构社会。两类户口在一定程度上衍生出具有不同等级的社会身份。1961年之后，要成为国营企业工人一般首先要有城市户口。在整个社会，干部、工人、农民之间的阶级分野非常分明。户口制度的辐射力量是惊人的，其背后逐渐附加了从社会保障到教育、医疗、公共服务等几乎所有公民权益的城乡化差异。城乡之间建立起一种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础上的全方位不平等，由此也衍生了长期二元社会结构下城市市民的“一等公民”与农业人口的“二等公民”的社会地位。去掉“农”字标签，获得与城市公民平等的社会身份，成为几代农民百折不挠、掺杂无数辛酸血泪的奋斗史。

农民承受的剥削有多重?

国家在50年代中期，为了保证国家建设和城市供应，以及出口需要制定的统购统派制度，又使农民没有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

它是以损害农民利益、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它不仅粗暴地剥夺了几亿农民的产品处置权，阻断了中国农业向产业化经营和发展的道路，而且切断了农民与市场的联系，使我国农民没有一点发展商品生产的空间。

特别是确定统购统派农副产品的数量和价格是强制性的，很少考虑农民和农村的需要，收购价往往低于成本，一年到头白辛苦不说，有的甚至不得不花高价买来产品再低价卖给国家去完成“派购”任务。截止1984年，国家向农民实行统购的有粮食、棉花、油料、木材4种，实行派购的农副产品、水产品和中药材达132种之多，基本包括了所有的农副土特产品。

还有，“合同定购”粮食制度，也是一种剥夺农民的制度。农民基本没有发言权，根本体现不出合同的公平协商与互惠性。国家定购粮价一般都低于市场价，而这个差价部分都被国家拿走了，被农民称为“暗税”。

人民公社时期，农村的分配政策是：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余才是社员的。到年终结算时，辛辛苦苦干一年，末了还欠集体的钱。

重点说下“上山下乡”，城市经济因为文革中发生的系列问题出现了困难，粮食缺乏、就业大大减少。为了消除城市经济发展的压力和解决广大城市青年的就业问题，将大量的知识分子送到农村就食就业。许多人以为上山下乡让知青受苦，熟不知广大的农民也是有苦难言，土地少而人口多，农业机械化水平低。这时的农村不缺人手，缺的是提高产量的技术和可耕种的土地。因此，上山下乡并没有减小城乡差距。国家分配给农村的资源没有增多，农民也没有进入城市。大量知青的涌入反而减少了农村本就稀少的人均可支配资源，如粮食、住宅、就业岗位等。

城乡差距与贫富差距。

改开以后，既年轻又廉价、又肯吃苦、能加班加点干活的几亿农民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推手，他们拿着最少的钱投身城市的建设，城市以低成本换取了农村劳动者的全部剩余。权贵者以之升官发财，豪富者以之开创基业。

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在城市可以“立业”，但无法“安家”，城市不给他们“户口”，意味着没有城市居民的身份，也就享受不到城市居民可以获得的一切福利待遇。户籍制度对城市户口、农村户口的双重标准，使得农民工不能享受城市的教育、医疗和公共服务，只能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

户籍政策成为这一系列制度不公的核心载体。改开至今，城乡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大，城乡差距导致了贫富差距。

在城市的农民工，拿着微薄的薪水背井离乡，在城市挥洒青春和汗水。要付出高昂的择校费才能让小孩入学，要付出大量的医疗费才能步入病房。而自己的家乡还要面临农村空心化、留守儿童、教育资源缺失、老人难以得到合适的赡养等诸多问题。未来还将面临阶层固化、土地流转等问题。

这种情况下，农民又怎么富?拿什么去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