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对管子思想的认识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略》)[1],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受益,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淮南子》对管子思想的认识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略》）[1],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受益，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泛论训》）《淮南子》认为，桓公时期齐国之所以能摆脱内忧，走向强盛，根因在于信用管仲为相。正由于管仲治齐有法，“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能“通货积财，富国强兵，与俗同好恶”[2]2132-2133,所以齐国最终复兴于春秋之际，桓公也成为“五霸”之首。基于此，对管仲之于齐国政治的特殊作用，《淮南子》在思想上高度肯定和评价，而对管仲其人，也十分尊崇。历史而言，《淮南子》论“管”,反映出齐文化对其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且因其深受西汉黄老思潮熏染，所以在秦汉时期别具特色，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管仲相齐、桓公称霸，这是春秋时期最为重要的历史事件之一，也是齐国政治史上的里程碑。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略》)[1],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受益,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正是基于管仲改革的积极作用，桓公之时的齐国一跃成为西周东迁后，最富现实影响力、号召力的政治大国。也由此，管仲成为先秦时期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为当时及后世政治家、思想家所时常论及、称道。孔子曾言：“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3]2132对管仲在春秋时期所建立的政治功绩，给予高度肯定和颂扬，认为其不仅能佐桓公，霸诸侯、匡天下，而且能攘夷狄，安百姓，存文脉，使华夏民族免于“被发左衽”之灾。到秦汉时期，这种对管仲的推崇之意、赞扬之情，仍能在许多的思想着作中可以看到，而且与孔子相较，更显示出时代化的独特认识，发散出浓厚黄老精神的《淮南子》即是其一。

在《淮南子》中，管仲屡被提及，被视为先秦时期的政治伟人。若具体而言，《淮南子》对管仲的思想认识主要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一）涉及管仲的人生经历。一是早期管仲的政治发展，“管仲辅公子纠而不能遂，不可谓智”（《泛论训》），“伊尹负鼎而干汤，吕望鼓刀而入周，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孔子无黔突，墨子无暖席”（《修务训》），“管子以小辱成大荣”（《人间训》）。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略》)[1],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受益,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在管仲的一生中，从“辅公子纠”到辅公子小白是其转折点。在齐国内政发生重大变化，君位继承权处于激烈斗争中，管仲起先并未选择后来的桓公（公子小白），而是跟随公子纠。甚至在政争中，曾与桓公发生过激烈的冲突，重创过后者。这使得桓公成功即位后，对管仲深为痛恨，必欲杀之而后快，也因此使得“管仲束缚”,被囚运回齐国。可以说，这段经历是管仲政治生涯之低谷，几乎让其丧失生命，更遑论仕途。在《淮南子》看来，管仲的这段人生坎坷、屈辱经历，非但不损于其伟大，相反，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这正是其终为“圣人”之基础，值得肯定。二是管仲与鲍叔牙的政治交谊，“无管仲、鲍叔以为臣，故有豫让之功”（《道应训》）。在先秦史上，管鲍之交是着名的政治佳话，被视为知人举贤的典范。正因有着鲍叔牙的相知，以及在困难中的竭力相助，管仲才为桓公所谅解和信用，最终施展雄才，兴盛齐国。

（二）涉及管仲的政治功业。一是辅佐桓公，成齐霸业，“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使管仲出死捐躯，不顾后图，岂有此霸功哉”（《泛论训》），“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泰族训》）。《淮南子》认为，桓公之时的齐国之所以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这与管仲之力密切可分。反之，对管仲而言，由于其竭心尽力辅佐桓公，成齐霸业，所以才能成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略》)[1],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受益,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为举世闻名的政治家，建立自己在春秋之际的显赫功业，名传青史。二是攘除夷狄，护卫华夏，“管子忧周室之卑，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故蒙耻辱而不死，将欲以忧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乱也”（《泰族训》）。《淮南子》认为，管仲能在春秋时期，凭借齐国的政治实力，解决“夷狄伐中国，民不得宁处”的现实问题，最终“平夷狄之乱也”,这是其难能可贵的政治业绩，值得赞扬。

（三）涉及管仲的政治评价。在齐国史上，管仲与晏婴虽时代不同，但都为一代名相，为后人所称道。所以，管、晏相提，这在《淮南子》所常见，如“执术而御之，则管、晏之智尽矣”,“景、桓公臣管晏，位尊也”（《主术训》），“从管、晏视伯夷，则戆矣；从伯夷视管、晏，则贪矣”（《齐俗训》）。此外，《淮南子》有时也将管仲与百里奚并论，“管夷吾、百里奚经而成之，齐桓、秦穆受而听之”（《缪称训》），“百里奚转鬻，管仲束缚”（《修务训》）。百里奚是春秋时期秦国着名的政治家，生平经历与管仲相仿，都遭遇过坎坷困窘，但最终也有幸为秦穆公所赏识，任以治秦，促成穆公之时秦国的强盛。由此可见，不论是管、晏，抑或管、百，实际上都被《淮南子》视为先秦时期的贤相楷模，充分肯定其政治作用与历史地位。

在秦汉思想史上,《淮南子》立足黄老,试图备“帝王之道”,接“人间之事”,究“天地之道”(《要略》)[1],从中探求西汉王朝的长盛之谋,促其稳定发展。在《淮南子》看来,西汉王朝的求“治”之道,应以史为鉴,能从先秦时期成功的政治经验中有所受益,而管仲相齐、桓公称霸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管仲免于累绁之中,立齐国之政,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四）涉及管仲形象的政治文化意蕴。“故管子文锦也，虽丑登庙；子产练染也，美而不尊。”（《缪称训》）《淮南子》认为，管仲虽然在生活上有奢侈之嫌，但因其有功于国，所以盛名不为瑕疵所掩。《淮南子》还批评那些“丑必托善以自为解，邪必蒙正以自为辟”之辈，认为这些人“行无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趋也”（《泰族训》），其尽管言行可鄙，却喜欢与管仲相比，给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于是百姓糜沸豪乱，暮行逐利，烦拏浇浅，法与义相非，行与利相反。虽十管仲，弗能治也。”（《齐俗训》）

在政治上，《淮南子》虽然推重管仲的杰出才能，但认为如同统治者“以其知巧诈伪，饰众无用，贵远方之货，珍难得之财，不积于养生之具”,那就算是“十管仲”,也无法真正有效治理国家。实际上，在《淮南子》这些论“管”之言中，显示出管仲已形成特定的政治文化形象，成为人们在政治上或生活中时常提及，甚至比附的历史对象。

此外，《淮南子》中还有直接涉及《管子》一书之处。一为引《管子》之言以明事理，“物故有近之而远，远之而近者。故大人之行，不掩以绳，至所极而已矣。此所谓《管子》‘枭飞而维绳’者”（《道应训》）。《淮南子》认为人们在现实中，不论如何行事，其结果都在于实现预期目的，这正如鸟儿的飞翔虽无确定方向，但最终都归于栖息之